毛岸英参加抗击联合国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官方宣传的毛泽东主动送儿上朝鲜，只是服从组织安排而已。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50年10月3日，毛泽东收到金日成十万火急的求救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
10月5日，毛泽东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决定。10月6日，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指示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立刻选调几名参谋人员和一名俄文翻译，并于10月8日随彭德怀赴沈阳，以便与苏联派到中国和朝鲜的军事顾问互通情报。当天，李涛选调了总参作战部一名处长（成普）、两名参谋（徐亩元、龚杰），另由军委办公厅外文处选调了一名俄文翻译刘某。10月7日，李涛当面询问了刘某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后，认为此人刚从俄文学校毕业不久，尚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而我国出兵援朝和苏联军事顾问之间的互相联系是绝对机密的行动，万一泄密后果严重，于是他向聂荣臻建议，此人不宜在彭德怀指挥所工作，应考虑另选一名俄文翻译。聂荣臻再三考虑，当时离出发到沈阳只剩半天时间了，到哪里去挑选可靠的翻译呢？他忽然想起毛岸英会俄语且又绝对可靠。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聂荣臻也来不及请示毛泽东就命李涛马上通知毛岸英到中南海居仁堂总参作战部面谈。可是李涛并不知道毛岸英在什么地方，他只听说在天津，后来才得知毛岸英在北京机器厂工作。经过一番周折，直到10月7日傍晚才将毛岸英接到中南海居仁堂。李涛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务后，并告诉他明天随彭总出发到东北去。当征求毛岸英的意见时，他立即表示服从党的决定，然后即回毛泽东宿舍和家人团聚。
10月8日，毛岸英随彭德怀飞抵沈阳。11月25日，毛岸英死于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当天就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周恩来看了电报，深感惊讶和出乎意外，决定把电报压下，指示机要室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一个多月以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毛主席非常悲痛。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在中南海传开以后，在工作人员中引起了震惊和议论。在纷纷议论造成的巨大压力下，当时直接负责抽调指挥所人员的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深感内疚和不安，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检讨信，并说明调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工作的全过程，该信全文如下[2]：
[副主席：
昨天证实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消息后，不胜痛念与悼惜。这次派他随彭总赴朝的经过，特就我所知道以及经我办的情况向你报告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彭总临行的前夜（10月7日夜）聂总长交待我给天津黄敬市长，要他立即通知岸英回京，以便第二天清早随彭总飞赴东北（我只知道是去东北）。正在我摇了几次电话未通之时，适李克农同志也来作战室了解情况，他见我在摇黄市长的电话找不着毛岸英，当他知道了要派毛岸英随彭总去东北的事情后，他便马上告诉我岸英不在天津，已经他派到北京机器工厂做工。克农同志并告诉我岸英的电话号码，适岸英同志外出，旋又经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才把岸英接到居仁堂。克农同志还当面叮嘱岸英同志，告已改变了他的任务，要随彭总赴东北，岸英欣然接受了。以后便回主席家里去过夜，第二天便随彭总赴东北了。
这件事，我因系奉聂总长肯定的指示照办的，故此从未想过是否已得主席同意，或是否需要再正式通知主席等问题，至于是否可以改派旁人去则更未设想过。这件事情今天反省起来，内心极其自疚难安。岸英同志为抗美援朝事业而牺牲自属光荣，但在主席方面失一爱子，对他的精神上是极其重大的刺激，特别是肩负全世界和平人类以及劳动人民伟大事业的领袖，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不慎重，造成他这种不应有的精神上的刺激，毫无疑问是种罪过。因此，我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并请转致主席以深切的悼念之意。
此致
敬礼！
李涛 一月三日]
几十万普通中国百姓的子弟伤亡在国外——朝鲜、韩国、越南，没听说谁深感内疚和不安。其中的根本差别在这里——毛岸英的命就比别人金贵，他一死连调他的人都得在纷纷议论中内疚不安，并“请求组织上给我以应得的处分”、“诚恳的要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可见在这些人心里，毛岸英原是不该死也是不会死的。其实按原来设想——彭总指挥所位置设在鸭绿江北岸我国境内，确实是没有多少生命危险的。
李涛检讨的背面，可以看见毛泽东特权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文中资料引用来源：
[1]王树增：《中国人民志愿军征战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115页。
[2]张希：《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后的真实情况》，北京：《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11期，第33—35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