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制定前夕，国外多位知名经济学家被请来出谋划策，有位经济学家在对 “十一五”情况进行调研后尖锐提问： “‘十一五’规划相当全面，但为何什么都没有发生呢？”
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专栏)先生本周在 “上海发展沙龙成立六周年庆祝大会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演讲会”上精彩演讲的一个小片段，吴教授说，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得夸张绝对了点，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规划中对转型的要求实现程度不高？
吴敬琏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储蓄和消费的失衡。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我们就不能断言已经走出了危机。
中国和美国就像 “照镜子”
吴敬琏教授提出： 20世纪以来，或许更早，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两个内部失衡的经济体系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可以高消费，因为他们有高福利， “双高”意味着内部经济的严重失衡，也就是所谓低储蓄率、高消费的失衡。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这种失衡可以说到达了顶峰，美国居民储蓄率为零，甚至是负数，这使得经济很难维持长期的增长。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等东亚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高储蓄、低消费。
这两种失衡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互补关系，应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失衡，成功发展了自己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吴敬琏解释说，因为西方国家储蓄不足，所以他们能够容许东亚国家和地区向其大量出口，以获取较廉价的商品，而东亚国家和地区则用西方国家的需求来弥补自身内部需求的不足。我们可以看到，从日本开始，到韩国、马来西亚等，都是利用这种外部的平衡，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我们把这种互补关系称作 ‘镜像互补’，就像照镜子一样，两个人正好是相反的，两个人各自都很难维持稳定的增长，但这种互补关系使得西方国家在很低储蓄率的情况之下仍能够维持高消费，使得东亚国家能在低消费的情况下仍能获取高出口。”吴敬琏说，有一个比喻他印象深刻，美国内部的不平衡，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的燃料。
脆弱的平衡不可持续
吴敬琏表示，这一脆弱的平衡从长期来看是不可维持的，是会出问题的。比如美国这样一个长期用借债来维持高消费的国家，其长期维持高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呢？美元。
吴先生同时指出，货币另一面的问题在于，东亚国家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时，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会受到中心导向的左右，比如说会很被动地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这种被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又会造成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其结果就是资产泡沫，或者会同时出现通货膨胀。
事实上， 2004年开始，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前曾出现过的现象都在中国出现。要不是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很多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问题可能当时就会集中爆发。吴老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是直到现在，许多人都坚持认为我们的根本性问题不在于货币超发，而是流动性不足。可以看到，我们曾采取超强的扩张性政策，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
危机没有真正走开
现在有很多看法，认为我们率先走出了这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吴敬琏并不这么看。他直言不讳，内部来看，我们的增长率确实回升了，大环境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稳定与恢复，但根本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他所说的根本问题包括两种失衡的格局、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等，在他看来，只要这些问题没有根本性改观，危机就不会真正走开。
“我从2003年开始就呼吁要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很多经济学家也和我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吴敬琏毫不讳言： “但原来的格局很难动。”
为什么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很难呢？吴敬琏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这一模式应该说是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必然发生的问题，其实马克思早已分析得相当透彻——因为增长是靠投资，所以资本对劳动的比重日益提高，这就会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最终需求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平衡。
“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提高，表现在收入分配上，就是资本所有者收入的比例提高，相应的，劳动者收入的占比相对下降，或者说是增长较慢。”吴教授认为： “这就是普通劳动者很难分享增长成果的一条重要原因。而且要维持这种增长模式，就要不断出口，更多地出口，这既很难维持，也很难调整。”
“转方式”是根本出路
多年出口的累积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到了21世纪，要在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维持出口导向政策，就必须保持货币的低估，这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而现在，似乎是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高出口都难以为继，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缺口在不断缩小，我们的相对竞争优势也在降低。 “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用旧的那套增长模式来维持新的增长，旧的增长模式解决不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专业技术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无法提高，等等。”在吴敬琏看来，提高劳动者收入，首先要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 “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倾向于希望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需要的，但初次分配的问题更重要，初次分配如果不能更趋于合理，光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性问题的。”
吴老强调，总而言之，要远离危机，要解决当前的诸多问题，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还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
事实上，在很多技术领域，我们已经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甚至有个别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了。但技术的产品化、产业化非常困难。一些很好的技术死在摇篮里，这样的故事可以讲几十个、几百个。现在的科技领域日新月异，一项领先技术几个月无法孵化很可能就被人家超越变成落后技术了。 “这就是 ‘十一五’期间令我们非常苦恼的事，就是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没有建立起来。服务业方面也是同样的瓶颈，比如税收制度，等等。” “而2010年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发展转型的步伐，但用旧的体制和机制来进行产业升级，会欲速不达，反而造成一些消极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