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王友琴报导，上海左树棠“收听敌台案”的自首者无名氏（名培民，姓氏不详）连累案主家被查抄、隔离审查、毒打致死，自己亦被隔离，释放流浪后，终以自杀结局。（网络图片）
文章核心提示：邓小平之女邓榕所着作之《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透露邓小平一家藉由收听短波的外国电台方才推知林彪外逃的大消息，见证了“敌台”报导的快速可靠，节录文章内容如下：
“九一三”后的一天，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中，朴方突然收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以后接连几天的消息都在推测，说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朴方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亲没有说什么。到了“十一”国庆节，国家照常地进行庆祝活动，却取消了从建国以来每年国庆都有的游行。更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中，特别是在关于国庆节的报道中，没有了林彪，这是极其异常的。哥哥对我说，可能林彪出事啦。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语。
林彪自爆身亡，应该说是“文革”以来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发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11月6日，工厂里突然通知父母亲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父亲的党籍虽保留了下来，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母亲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我一会儿到哥哥的屋子里，一会儿到奶奶的厨房里，心神不安地打着转转，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
父母到工厂后，看见在约一百多平方米的食堂里，全体职工八十多人十分郑重地一排排坐好，前方两张桌子临时搭成一个简单的主席台。父母亲和工人们招呼后落座。工厂革委会主任罗朋和县工业局长来到会场，在主席台就座。罗朋用眼找到邓夫妇后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父母亲移至第一排坐下。
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大气不出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父亲听着工人们热烈而异常活跃的讨论，仍是一言未发。陶排长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父母亲带着文件回到家里。
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好不容易盼到父母亲回来。我迎上前去想问。妈妈一把拉住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厨房，在我的手心用手写：“林彪死了！”在“文革”中，为了防止“隔墙有耳”，我们经常这样用在手心写字的方法“说话”。当我看清这几个字时，一下子好像全身的热血一齐冲到头上。因怕有人听，当时也不敢多问。我快步走到哥哥屋里，关上门，悄声把消息告诉了他。我看见哥哥浑身绷着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回来后，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全家吃完午饭后，上了楼，关上门。妈妈激动地告诉我传达的详情，我激动地听着不禁热泪涌起。父亲没有坐下，一直站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们。他竟然一改一贯的严肃和沉静，显得和我们一样的兴奋和激动。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一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父亲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
是的，他的确是情不自禁的。“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而今天，罪恶滔天的林彪，终于死无葬身之地，令人何其痛快。对于中央的决定，他由衷地拥护，信中所写，均是发自内心。多少年不能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