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陈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陈佑华(解放前上海市黄浦区区长)打电话来，约我到他家吃晚饭。我早早地就去了，为的是可以跟他多说一会儿话。
陈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问起来，才知道一个去了南京，一个去了金华，任务则是一样的：卖房子。陈老在南京有三处房产，在金华有一处房产。问他为什么急于出售，陈老长叹了一口气儿，心情沉重地说：“从迹象上判断，我的处境不怎么美妙呢！共产党口头上说的是要搞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缓兵之计，最终还是要把我们这些历史上反对过他们的老家伙赶尽杀绝呀！我们上海房地产部门，一共八个民革成员，已经有六个不知道下落了，现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国民党军长，上将军衔)两个。哲山还是老脾气，一身傲骨，宁折不弯，什么都不在乎，近来连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里干些什么。他杀人如麻，我杀人也不少哇！可是回顾自己一生，‘滥杀无辜’的事情，好像还没有过。当年国民党执政，共产党是要造反的‘匪’，按照当时的法律，必然是‘杀无赦’的。我们执行命令的人，充其量不过是个职业犯，这和国共两军在战场上厮杀拼命是一个道理，无非各为其主而已；如今共产党执政，国民党成了‘匪’，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成了‘反革命’，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既可以‘杀无赦’，也可以作为‘统战对象’养起来。怎么处理，人嘴两片皮，怎么说都有理，这就是‘辩证法’。当年李济深、黄绍竑再三劝我留在大陆，跟他们一起组织民革，跟共产党搞统一战线，为祖国、为人民做点儿好事。当时想想，他们的话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恶多端，罪孽深重，晚年醒悟过来，能保持晚节，也不算迟，所以拒绝了二陈(指陈立夫、陈果夫)的频频召唤，没去台湾。现在看起来，似乎想得过于天真了些，把共产党的胸怀也看得过于宽阔了一些。别说是我这样的人了，就是李济深、黄绍竑他们，也是有职无权，不过是个摆设，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谈何保护我们这些小兄弟？何况他们远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护，也是鞭长莫及。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在劫难逃，也不幻想共产党能够对我慈悲。我们军校出身的人，视死如归，倒还做得到，什么时候拉出去杀头，眉头皱一下的都不是好汉。不过这不等于我们这些人没有七情六欲，没有儿女之爱。我的几个孩子还都太小，也不怎么懂事。我打发她们去处理房产，就是想在我入狱以前，把房子变成金子，存进孩子们的户头里，也好让她们继续求学，不至于流落街头。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产都定为敌产加以没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请来，就是想借重你，万一我出事儿了，给我办理一下善后事宜：赶紧给我太太打一个加急电报，叫她尽快把房产处理掉，不要计较房价的高低。我已经是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们都能长大成人，都有谋生的技能，不再参与党政之争，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我嗯嗯地应着，心里在想：我虽然没有参加党政之争，命运还不是一样？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还不知道谁先进监狱呢！不过这时候跟他说这个，徒增烦恼；说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安慰他，与事无补，所以干脆什么也不说，只请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一定尽我力量帮他妥善处理。
草草吃过晚饭，就告辞匆匆回到家里。心情不好，一连几天没有出门。星期四晚上九点多钟，大小姐打电话来说：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现在没有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来了？我叫她不要着急，我马上过去。放下话筒，跟家里交待了几句，就跑下楼去，喊了一辆三轮车，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陈家，已经过了晚十点，陈老还是没有消息。三个孩子加上一个小大姐儿桂英围着圆桌坐了半圈儿，八只眼睛睁得老大地盯着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个电话到陈老的单位地政局去问，传达室的人说：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计陈老准是出事儿了。共产党抓人，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公开抓人，警车呼啸，警察出动，手枪、手铐一起亮出，弄得四邻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说请你到党委办公室或人事处有点儿事儿，一去就不回头了。我估计陈老已经秘密被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义草拟了一张电文，给她们看过，准备自己立即到电报局去发，叫她们不要着急，今天太晚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只好先休息，明天一早让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党委问清情况，再作处置。几个孩子都是没经历过大事的，除了会抹眼泪，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陈家，打发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让她也跟着。我和桂英、少爷坐在家里听消息。十点钟左右，两位小姐回来了，进门就哭，说是见到了党委书记，证实陈老是下午四点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谈话的，到那里就宣布逮捕，如今关押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知道，估计可能在车站路监狱里。党委书记还说：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还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两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监狱：车站路监狱专门关押比较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监狱关押一般刑事犯，提篮桥监狱则关押比较轻的反革命和比较重的刑事犯。陈老既然被关在车站路监狱，可见问题是严重的。这座监狱不许家属探视，但可以送东西。我让桂英收拾出陈老的换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类，包成一包儿，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旧跟着。直到十二点钟过后，两位小姐回来，说是东西送到车站路监狱大门口，传达室翻了名单，检查了东西，就收下了。──这叫投石问路，至少知道陈老关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陈太太才回上海。我问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说：“三处房屋，都有了买主，只是价钱和条件怎么也说不拢。因为先生有话在先，第一，无论如何要把房子卖出去，第二，最好要条子。如今银行里条子有牌价，可是只进不出，买主一听要条子，价钱压了一半儿还多。我正犹豫，接到电报，只好拿人参当萝卜干儿卖，贱价处理了，这才回来。”我问她陈老的事情怎么办，她就说：“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卖了留给孩子们读书，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们都不会这样没良心，要钱不要爸爸。哪怕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把先生赎出来。只是我和共产党官场没有来往，这事儿还要你出面替我去办。”
我苦笑一声：“共产党不比国民党，凡是牵扯到政治问题的案子，花钱是赎不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请求民革组织出面，以统战对象为理由，争取宽大处理。陈老是李济深和黄绍竑动员他留在大陆的，如今共产党要拿他当反革命，民革总不能袖手旁观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过他才能跟北京联系上。另外，吴山(字一峰，樊崧甫的同乡，曾任樊的军法处处长，中共建政后兼任樊的私人秘书)先生通过民革市委的推荐，现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当律师，还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小组一共九个人，只有他一个不是党员，可见政府对他还是比较重视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这方面的政策、消息，总比咱们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吴先生，但还是晚了一步，他已经到樊崧甫家里去了。据师母说，他近来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来。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说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里纳闷儿：陈老也说，樊崧甫已经好久不上班了，结合吴师母刚才说的，难道樊崧甫也要出问题了不成？要是连他也难幸免，陈老的这场劫难，恐怕再也躲不过去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赶到樊公馆。樊夫人出来开门，看见是我，一面说我好久没来了，一面又面有难色地对我说：“哲山近来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办，任何客人都不见。”我反问她：“那么吴山先生怎么天天来呢？”她苦笑一声说：“吴先生是来帮哲山办事儿的呀！”我告诉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搅一下樊先生。陈佑华陈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惊：“那你等一下，我去给你问一声。”
我只好站在楼下等，心里有些反感：樊、陈两家关系不比一般，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还要通报么？”
正想着，樊夫人在楼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楼，只见樊、吴两位隔着写字台一人端坐一边儿，桌子上摊满了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见我进门，同时问我陈老的事情。我详细说了。樊崧甫连连叹气，说近来形势确实非常紧张，不过他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时写信给李济深和黄绍竑。陈佑华的历史，和他樊崧甫一样，是尽人皆知的，无所谓隐瞒，既然已经列为统战对象，就不应该算老账。怕就怕他还有秘密身份没有说清楚，或者解放以后还有新的反革命活动，那可是谁也没有力量保他了。我说：“据我所知，他的历史问题是已经写过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还有秘密身份没有交待，这个我可说不清楚；至于解放以后是不是还有反革命活动，我估计不会。因为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已经对党政之争十分厌倦甚至反感，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要说跟国民党的联系，倒是确实有过，那就是陈立夫、陈果夫曾经派人到上海来跟他接头，要他到台湾去。他听李济深和黄绍竑的话，留了下来组织民革，连面都没去见。应该说，他这样做是对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吴先生摇了摇头，把话接了过去说：“你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按共产党的说法，这就是大错而特错了：他明知道特务混进大陆来了，怎么不向组织上反映，一网打尽呢？”
我说：“两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总也不能干卖友求荣的事儿吧？”
吴先生说：“这可就是立场问题，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统战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绝不许有新的活动，一旦发现，两罪俱罚，加重处理。”
樊崧甫说：“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有什么新的罪，那就是国家副主席说情，也没有用了。当然事情不一定就是这样。也许这事儿他已经向组织交待过了，也许这事儿至今组织上还不知道。总之，是要先弄清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可以考虑怎么营救他。”
吴先生说：“按照陈佑华的历史罪恶，处理起来，伸缩性很大，多则判二十年、无期，中则十五年、十年，轻则五年，轻重的关键，在于解放后的表现，特别是被捕后的坦白程度。从政策上说，凡是判处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没收财产，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财产可以不没收。事到如今，只能尽量争取从轻处理，争取不没收财产，就算万幸了。”
我一听，最轻也要判处五年徒刑，心里凉了半截儿。陈老已经年过花甲，享福惯了，五年牢狱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过，恐怕都很难说。但事情也暂时只能商量到这里为止。
谈完了陈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吴师母和樊夫人说的话来，就问樊崧甫有什么十万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会见任何客人。樊崧甫还没回答，吴先生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儿与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儿加上陈家的事情，就够你忙一阵子的了，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还是别操那么多心的好。”
我碰了一鼻子灰，白了吴先生一眼，有点儿不高兴。樊崧甫觉察到了，笑了笑说：“你别怪一峰说话不客气，实在是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经超过了国家一级……”
“那么是世界级绝密啰？”我横插一句。
“不妨可以这么说吧！”他点了点头。“即便不是世界级绝密，至少也是国家级保密事件。我估计，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内，是不会公开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问：“你听说过毛泽东被捕的事情么？”
我笑了起来：“毛泽东一九二七年曾经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场的半路上，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大洋贿赂了行刑刽子手，买回来一条性命。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经不属于保密的范畴，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他神色严肃地表白：“我说的是他当了中华苏维埃主席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蒋介石围剿江西苏区以后。”
我一愣：“五次围剿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他成了中共红军的总头目，怎么可能被捕？被谁逮捕了？”
吴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见，却管自说下去：“当然是我啰，要不然，我们两个何至于天天为这事儿绞脑汁儿伤脑筋？”回过头去，又对吴山先生说：“我是故意说给他知道的。咱们两个，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为这件事儿卷进去，有一个第三者知道，不见得是坏事儿。我对阿庆还是信得过的。万一咱们俩为这事儿掉了脑袋，至少也还有一个人知道是死在谁的手上嘛。”
我睁大了眼睛：“有这么严重？”
他慢慢地说：“这种事儿，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你害怕了？”
我连忙说：“我才不怕哩！一个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经死过一回了么？”
“那我就临死再拉一个垫背的吧。简单地说，就是半个月以前，一辆汽车在我家门口停下，进来两个高级军官，拿着中央军委的介绍信，没有通过任何部门，直接来找我，开口就问我当年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是不是逮捕过毛泽东。一句话把我闷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事儿，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泽东两个人知道，是我们俩人之间的绝对秘密，没想到突然有人来问起我这件事情，既然我没说过，可见毛泽东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来找我，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找我算这一笔老账？还是要我给他证明这一段历史？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最后狠了狠心，点头说是有这么回事儿。他们两个也不多说，只叫我把这一段往事如实写出来，他们过一个月再来取。我把一峰找来商量对策，他的意见是：既然毛泽东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我这里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保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对策只有一条，那就是一切照实写，绝不杜撰。写出来了，这是一段历史。他要杀人灭口，也只好听他的高兴了。难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体细节，要仔细回忆，怎样措辞，要慎重斟酌。这半个多月来，我是闭门谢客，天天在家里冥思苦想，想一点儿，写一点儿，一峰是天天来给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从前当大法官写判决书不知难多少。你不见我们两个，眼睛都眍了进去，人都瘦了一圈儿了么？”
我仔细看看，他们两个，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许多。
接着，他就把当年怎么逮住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怎么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樊崧甫，最终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的故事简要地说了一遍。看起来，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结果失去了主动权，蒋介石下令枪决，宋希濂只得照办。樊崧甫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办事留一手，像逮住了毛泽东这样的大事，也秘不上报，而且卖了个人情，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难怪上海一解放，陈毅市长就指名召见他，像他这样血债累累的人，也给安排了工作，而且有许多兼职还是身份很显赫的。要是他当年也和宋希濂一样，一逮住了毛泽东，就喜不自胜，赶紧打电报通知蒋介石，那整个政治局面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永远也到不了陕北，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可能要推迟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后，樊崧甫也就别想再活了。
最后，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问我是福还是祸。我考虑了半天，结论是福。因为逮捕毛泽东，是樊崧甫的手下，释放毛泽东，却是樊崧甫本人，评论起来，这是对共产党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实上解放以后毛泽东也是报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泽东要杀人灭口，上海一解放，根据樊崧甫三次围剿苏区、杀人如麻这一条，早就可以把他枪毙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后？
我的看法得到吴先生的赞同。但是樊崧甫却说：“尽管毛泽东这个人江湖气很重，当年我们俩也有过君子协定，不过搞政治的人最善变，从来不讲‘信义’二字的，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拿上海市房地产部门来说，所安置的八个统战对象，当时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么？现在怎么逮走了七个只剩下我一个？怎见得不会连锅端？如果毛泽东要恩将仇报，借此为由杀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实际上已经是俎上肉、阶下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这一特级绝密事件告诉我，意思是万一你们被杀，也好有个人知道是为什么被杀的，是么？”
他点点头：“但愿这是我的过虑。如果我安然无事，你可要绝对保密呀。”
“多少年？”
“他们说，三十之内，不许提起。我已经六十多岁，也许他们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岁吧。”
“好，那么咱们也一言为定，三十年之内，我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后，要说的话，就向全世界公开，好么？”
樊公也笑了起来：“但愿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后吧！”
节自陈鸿年、吴越著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
解密：“四人帮”中有三个是叛徒
李 乔
“文革”时大抓“叛徒”，无数冤狱遍于国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诬为“叛徒集团”，瞿秋白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也因“伍豪事件”险被诬为叛徒。可谁又能想得到，当时正大红大紫、领导着大抓“叛徒”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别法庭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只是略知一点江青的情况 。因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并未涉及这三个人的叛徒问题。我是近年来读了几本关于“文革”史的书，才确切了解这三人是叛徒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虽是叛徒却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还是抄几段书来看吧。
关于陈伯达是叛徒，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忠直坦荡昭日月》一文中写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谈起一件事：我知道陈伯达立了自首书，我向组织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当时还有彭真同志在场，你父亲就当面问陈伯达，说：“你对党必须诚实，说清有没有。”陈伯达不承认，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与少奇同志说，不能这样就算完了。你父亲说，伯达年轻，工作积极，又能写，他不承认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脚注：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陈承认自己未经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
刘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显然是很了解陈伯达自首叛变的情况的，他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建议应彻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陈伯达的蒙骗，相信了陈伯达。从脚注看，陈伯达晚年在文稿中承认了自己是有自首变节问题的。
陈伯达自首变节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还要抄一段书：
陈伯达被捕后，就投降叛变了。据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审理王通陈伯达）案件的主要负责人解方说：“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供”。“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场指认了”。“他印证了许兰芝、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1932年2月陈伯达出狱时，向敌人办了手续，在改过书上盖了指印。（周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陈伯达不仅自首，还充当鹰犬，指认其他共产党员，帮助敌人破获共产党组织。他是一个地道的叛徒，与甫志高同类。
关于江青、张春桥是叛徒，多种书上有记述。这里引两种书。
（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 ，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谈到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情况：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这段记述只提到了张春桥是叛徒。同书另一处则谈到了江青、张春桥两个人的历史问题：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同上330页）
毛毛的记述，应该说很可靠。周恩来先是与邓小平谈了张春桥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这表明，周恩来是掌握了确凿证据的，否则他决不会向邓小平直至毛泽东谈这个问题。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被揭发和被提出来，根据以上所引的几条材料，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顺序：
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告诉邓：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康生向周恩来揭发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后来又请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揭发。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来揭发江、张之前，周恩来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也从周恩来那儿了解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谈江、张历史问题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情况。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呢﹖如果毛泽东的信息来源只是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的康生的揭发，那么他也只是在周恩来向他谈这个问题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实际上毛泽东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毛毛的这段话，当是有根据的。照此看来，早在“文革” 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已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历史问题了。又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记述：
王海容、唐闻生这次到长沙时，把康生反映张春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657页）
这段记述，表明毛泽东在听到康生的揭发之前，就已知道张春桥是叛徒了。但这段记述没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闻生没有把江青的问题反映给毛泽东，还是纪希晨的记述有误，待考。
对于康生的揭发，对于周恩来的当面汇报，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呢？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重大问题的呢？前引书中的材料有两处已做了介绍：
一是对于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表示，他已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0页）
二是对康生的揭发，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57页）后来的事情就是，江青仍当她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则由毛泽东提议，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怎样认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醒，进而去清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反而继续重用此二人呢？我觉得，还是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的解释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她写道：
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331页）
“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这是一语中的的点睛之笔。什么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结果，陈、江、张三个叛徒成了文革小组大员，有组长，有旗手，有酷吏，他们手握重权，指鹿为马，直搅得周天寒彻，天下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