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为此我无比自豪。
最早我跟所有生长在红旗下的人，最信共产党，左耳朵听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右耳朵听信“东方红太阳，中国毛泽东，共产党解放全人类”，我们穷得缺少衣服穿，身上跑蝨子，却还相信美国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等待我们红色青年――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解放。
读大学的时候，看了日本影片《追捕》和美国影片《未来世界》，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灯光如星的视角冲击后，恍然醒悟：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富裕，我们受骗了。从此之后，我牢记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马克思告诉他女儿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也成了我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多个学校里教过书，教过少年，教过成年人，教过军官，我在他们面前指点毛泽东、解剖邓小平，所有世人知道的名人、伟人，我无一不批判，就连当时被人认为不容置疑的“辩证法”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我这里也啥也不是。看着男女老少对25岁的我的敬佩目光，我悠然飘然。
时光一晃到了1989年，我过了30岁，6月4日上午一直黑屏的电视机显出白字：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暴乱。我当时正蹲着给孩子在澡盆里洗澡，我丢下手中毛巾，愤怒地说：“可鄙，居然这样搞计划生育！”妻子看着我，一头雾水。接下来演讲：六四学生爱国无罪，镇压犯罪，共产党必须有领导地放弃领导权。
此后，中共教科书和报刊、影视里的一切在眼中都成了“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暴乱”之类的思想政治宣传，历史、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凡经过中宣部审查的一切书，我都要用我的头脑重新审视，认定那些审稿者都是政治白痴。同时我涉及以往很少涉猎的传统文化，周易、八卦、算命、气功，凡是共产党说不好的，我都要一一接触，凡是党员教授、编辑叫好的书，我都要找出不好来。
我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牢笼，回到了法国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的批判时代。我成了1990年代的新批判主义者，以笛卡尔和马克思的名言去挑战中共山寨部落酋邦里的一切思想观念，所有时髦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气功，我主动接触，很快批判，以我所谓的“扬弃”给予明确的否定，否定中功、香功，拒绝法轮功。我全然一个中国1990年代的马克思的做派，中宣部出版界拒绝我。
同时我“下海”经商，漂流7年后，在法轮功被镇压的第二月因为家庭问题“上岸”。回家被新闻联播每天对法轮功的信息轰炸，震出了好奇心。我找了本《转法轮》，用我向学生传授的快速浏览法半小时浏览完毕，得出结论：“朴素唯物主义，共产党居然当成邪教批判，江泽民是个神经病”。六年后我在网上碰到法轮功学员讲大法好，我说“别跟我说这些，我什么都不信！”。我当时是个无神论者，充满着得意：“共产党，法轮功都不在我眼里”。我敬重信仰宗教的高中学历以下的人，他们通过信太上老君、如来佛和耶稣抑制住了共产主义对头脑的强暴。但我认为，我可以教当今50%的大学教授真正的历史和哲学，我可以把所有流行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思想观点逐一批判，什么都不如我的头脑。
我生来发际很高，10几岁时就有人对我说：“小子，少用点脑筋，否则你30岁不到就可能秃顶，没有女人肯嫁你。”而我却反过来听，世上唯有我聪明，牛顿、爱因斯坦都不及我，一辈子用脑还秃不了顶。至于女人，我当时根本没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头脑里没有圣贤，没有经典，男人和女人最终都是蛋白质。
2004年基督教的三自教会、天主教会、家庭教会，伊斯兰的巴哈伊教都一一给我传他们的福音，我一一婉拒，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为荣耀。有位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跟我说，作为人，你总得信点什么吧？我说我信仰良知。他跟我说：王阳明也信良知，但他的良知从儒家的天和天命中来，你的良知哪里来？
他笑眯眯地轻声细语，让我无语，极度沉思后得出结论：我其实一直信共产党，头罩无神论的笼子。我的知识哪里来的，共产党学校给我的，我反叛共产党的知识哪里来的，党的出版社给我的。我唱的歌曲、看的戏剧、影视，都主要是中共党员创作，唱片制作公司、影视公司提供的。《英雄儿女》有共产党的政治，《篱笆墙的影子》有共产党的骚情。别人打我一拳，我一定要还回去；骂我一句，我有10句话等着他回敬他。说白了，我不过是共产党党文化造就出来的民主自由的斗士。张良有选择跟黄石公修道的自由，别人好意给我传播宗教信仰，我却用共产党给我的知识抵挡，没有空杯的心态和能力。这样的我，良知哪里来？
10几年前我曾经大战跟我讲传统道德的佛教徒，说：正是你们对共产党讲慈悲，才有今日共产党的专制；7年前我指责大陆的以蒋青为代表的新儒家：你们在跟共产党搞新专制，阻止中国民主总也来不了，你们正在成为专制的帮凶。
这就是曾经什么都不信的我。今天我终于知道，什么都不信，是共产党设计的陷阱。什么都不信，必信共产党的权：以中共为神，或者掘中国人的文化祖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