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增城6•11事件经过四天终告平息，但它蕴含的信息却远比其它事件丰富。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研究者，都应该分析这一事件展现的丰富信息。
增城事件值得关注有几点：
一、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地缘为聚合因素的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基本上与当事人无亲属或利益关系。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6月10日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农家福超市门口经营摆摊，遭保安驱赶。这类城管、保安借整顿市容为名欺负弱者，在中国本属天天发生的常见事件，比这恶劣不知多少倍的事件也未曾引起大的骚乱。但此次却有个特殊诱因，在6•11事件发生之前，在广东潮州市古港镇务工的川籍民工熊汉江因向老板苏某讨要欠薪未果，反而被老板唆使打手挑断其四肢经脉。这一恶性事件在当地的川籍民工中引起众怒，连日都有川籍民工前往潮州市政府外聚集抗议，6日晚更传出有万人示威抗议，并与防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王联梅事件就是在熊汉江事件还未平息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各种虚虚实实的传言很容易导致川籍民工的生存危机感，6•11增城事件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要素一般有如下特征：血缘型（以宗族亲戚关系为聚合力）、地缘型（同居一地，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血缘＋地缘型、族群型（如新疆、西藏）。以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为界，此前的群体性事件多有明确利益诉求，如反征地、反污染等。但贵州瓮安事件却呈现一个特征：参与者大多与受害者无相关利益关系，参与闹事纯属泄愤。随着社会仇恨日益加深，这类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
二、成为导火线的孕妇王联梅以及被砍断四肢经脉的民工熊汉江本人的情况及补偿，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反而淡出，四川民工长期以来因待遇不公而蓄积的各种不满成为他们参与事件的主要情感因素。因此，地方当局虽然都在事件发生后将肇事者迅速拘捕并发布告示，增城市委书记徐志彪到医院看望王联梅，市政府还特别邀请王的丈夫唐学才到现场，对记者表示其妻和腹中胎儿都安然无恙，但还是无法阻止继续从各地赶往增城新塘镇示威的四川民工。这倒并非由于川籍民工完全不相信政府发布的消息，而是他们长期以来饱受歧视蕴积了各种怨恨，趁机发泄。这种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说明民怨纠结，已经成为一点就炸的火药桶。
三、骚乱产生的外部效应，已不是引起事发地居民的同情，而是恐惧。所谓“人民”在这里按利益分裂成两大块。广东等经济发展地区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劳工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本地居民认为治安恶化、生存环境过度拥挤、家庭不和（比如“北妹”成了二奶之类）等都是外来劳工带来的。而外来劳工则认为本地人因为地利，完全成了不劳而获的食利者。在冲突发生后，当地人在秩序受到极大冲击之时，首先要应付的是“暴民”可能带来的伤害，所以自发组织了防卫队伍，比如潮州古港社区组织了“红巾军”，增城新塘十多个村也纷纷以“保卫家园”为名纠众武装显声势，防卫“有不法企图”的外地人。这种状态已与明末、清末地方士绅组织民团自保相类。
最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居民与外来民工都表示，其实平常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是政府处理得不好，才引发本地居民与外地人的矛盾。这种抱怨，政府最好不要当作耳边风，应该思考政府管得过宽的弊端。
四、地方当局在处理整个事件中还算是比较克制，但也可能已达到极限。因为现在中央政府实行“维稳”的一票否决制，如果某地发生由拖欠工资、征地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把手官帽不保。因此，增城事件发生后，地方当局虽然拥有较强的镇压能力，但也不敢高调使用武力镇压。不过，这种冲突其实是一个双方不断探底的过程，下次再有类似事件，很难保证不会发生大规模流血。
今年北京已经不象去年那么自信，中东北非国家履行“面包契约”比中国好得多，但一旦人民起来，政权终难逃垮台命运，独裁者家族多年搜刮来的财富也被外国政府宣布冻结。从5月下旬以来接连发生的这么多集体爆炸事件，尤其是增城事件，官民之间势同水火这一事实已经不容回避。简言之，还权于民还是继续一党专制，已经成了北京必须要做的选项。
中国的社会形势虽然有如燃眉之急，但北京却正逢权力交接关口。此时距离明年十八大权力交接还有一年多时间，第四代领导人的地位有如看守内阁，最大愿望是糊弄到权力交接时刻平安下车，而第五代则因还未正式上位，自然也不可能有所动作。中国的局势可能就在这段时期内变得更加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