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好问的诗词作品之中，最有名的当属那首《摸鱼儿·雁邱词》了。元好问的在此词作之前写了序，叙述了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当年，元好问去并州赴试，途中遇到一个捕雁者。这个捕雁者告诉元好问今天遇到的一件奇事：他今天设网捕雁，捕杀一只，另一只脱网而逃。岂料脱网之雁并不飞走，而是在他上空盘旋一阵，然后投地而死。元好问看看捕雁者手中的两只死雁，一时心绪难平。便花钱买下这两只雁，接着把它们葬在汾河岸边，垒上石头做为记号，号曰“雁邱”，并作《摸鱼儿·雁邱词》。
“太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地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邱词》。”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山西忻州韩岩村西北，有一座亭阁，名曰“野史亭”。在亭旁高大的古榆掩映之下，有一古墓，当地人称为“五代坟”，墓前石碑上用隶书刻着“诗人元遗山之墓”七个大字。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金代诗人元好问长眠之处。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因他曾在遗山（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读过书，故自号遗山山人。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先祖是鲜卑族，系拓跋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中原后才改姓元。他父亲元德明隐居不仕，以诗知名，著有《东岩集》。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养，七岁即能作诗。十四岁受教于著名学者郝天挺，专心研读古籍，具备了良好的思想修养和较高的文学修养。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兵灾离乱中度过的。由于从小过继给叔父元格，早年一直跟随在官场奔波的叔父生活，接着在战乱中飘泊奔走。二十一岁时叔父病逝陇城任上，他扶柩回到忻州原籍。二十四岁时，蒙古贵族派兵南侵，滋扰河东。第二年他的家乡毁于战火，侵略者血洗秀容，屠杀十万余众，他的哥哥元好古亦遇害。他和母亲被迫避乱河南，飘泊流离五、六年之久。身历目睹，国难家仇，元好问写下了《石岭关书所见》、《阳兴砦》、《八月并州雁》等诗，抒写战乱的情景和对家乡沦陷的悲愤心情，流露出对侵略者的憎恨和对战争的仇恨。金宣宗兴定五年，他三十一岁时考取进士，后来做过内乡和南阳等县令，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六月。蒙古侵略者攻陷洛阳；天兴三年，金哀宗自缢身亡，金朝灭亡。他觉得复国无望，便拒绝作官，这时，诗人已经四十五岁。后来他便回到故乡秀容，在读书山发愤著述，致力于金朝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由于元好问从小攻读古代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早年就有志于治国安邦，修明政治。后来饱经战乱流离之苦，接触了下层人民，开阔了眼界，丰富了阅历。因此，金末那种“秕政日多、诛求无艺”的黑暗统治，金宣宗贞祐南渡之后二十年间“奖用胥吏，苛刻成风”的残暴奢侈和“民之赋役，三倍平时”迫使劳动人民“破田宅，鬻妻子”（《金史·哀宗本纪》）的悲愤景象，在元好问的诗中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
蒙古侵略军队攻陷洛阳、兵围汴京时，元好问过着“围城十月鬼为邻”的生活。他“身困重围，目击时艰，”发出了“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二）的感慨。又《岐阳》三首之二：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重在写实，表现战争的空前残酷，令人怵目惊心。汴京陷落后，诗人悲愤到了极点，写下了《徘体雪香亭杂咏》、《癸巳四月二十九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秋夜》、《续小娘歌》十首、《醉后走笔》、《怀州子城晚望少室》等诗，写他入览故宫、被蒙古军队羁管出京、从青城北渡聊城时沿途的所见所闻。当时，诗人已成阶下之囚，蒙古军队步步逼进，烧杀劫掠，他的母亲也被劫走。元好问遭此惨变，不由得奋笔疾书，愤怒控诉蒙古统治者暴虐行径：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其一、三
纯用白描手法，生动地再现了侵略军虏掠抢劫所造成的“白骨纵横”、“杀戮殆尽”的惨状，真是悲愤填膺，声泪俱下。《续小娘歌》采用民歌形式，一咏三叹，反复吟唱，控诉了蒙古侵略军掠民北移、劫夺妇女“却将沙漠换牛羊”的暴行：
山无洞穴水无船，单骑驱人动数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年过明年？
雁雁相送过何来，人歌人哭雁声哀。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
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
诗人描写这些被虏去的妇女求生不得、欲死不成，具有很典型的社会意义。
天兴三年金亡后，诗人面对“并府虚荒久，大城如废村”《娄生北上》、“萧条门巷似荒村”《秋夜》、“乱余村落不见人”《高门关》千里荆榛、骸骨遍野的萧瑟凄凉景象，为“家亡国破此身留”无比痛心，写下了《雁门道中书所见》：
……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
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
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
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
充满了对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人民的深切同情。诗人把亡国之恨进一步“发为慷慨悲歌”《蛟龙引》借咏剑发出救国无门、生不逢时的感慨：
世上元无倚天手，匣中谁解不平鸣？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虚。
他因自己不能象蔺相如那样外折强秦，象朱虚侯刘章那样内安汉室而深深地遗恨。《过晋阳故城书事》则通过描述北汉时太原人民守城战的壮烈史实，倾吐了自己的爱和恨。
在动乱的日子里，元好问还写了不少文、词优秀作品。短篇小说有《包女得嫁》、《戴十妻梁氏》、《狐锯村》等。散文名篇《张萱四景宫女》运用简洁的手法、准确的语言、形象的描绘、传神的笔触，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宫女捣练四幅名画。
元好问的词在金朝成就最高。《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上片：
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壮似钱塘八月，直下洗尘寰。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
描写三门峡壮观，景色酷似画卷。笔势奇横罕见，词中奔啸的黄河（“万象入横溃”），岿然不动的砥柱山（“依旧一峰闲”），一动一静，都能给人以蓬勃向上的精神。到下片，诗人转而发出“人间此险何用”的感叹，当是暗停职如此天险，未必能力挽狂澜，国家仍然在侵略军队的铁蹄下灭亡了。元好问今存的378首词中，还有一些吊古伤时的作品，如《木兰花慢·游三台》、《水龙吟》（“少年射虎名豪”）等，雄壮豪迈，尤其是《游三台》抚今思昔，悲壮激昂，是具有宋词豪放派风格的名篇。金亡后的一些词作，如《鹧鸪天》（“只近浮名不近情”）等，尽管以酒浇愁，故作放达，然而其哀痛国破家亡、感叹世事离乱的愁苦情怀禁不住流露于字里行间。
他还有小令九首，有的写得很动人，如《骤雨打新荷·失题》之一：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妖艳喷香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珍珠乱糁，打遍新荷。
以及《喜春来·春宴》等，都清新自然，景色秀丽，格调舒畅，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在金朝诗坛，一般作家们缺乏卓识远见，无法摆脱“半靡夸多”、“唐临晋贴”、“苦吟雕琢，抄书用典”的浮华之弊和模仿之风。元好问“才雄学赡”独踞诗坛，从文学理论到创作实践扭转了窒息局面。他的诗效法李杜，文章继承韩欧，词紧步苏辛，发扬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金元两代交替之际的阶级压迫、民族矛盾和人民苦难，成为金朝的学术权威、文坛俊杰。有“集两宋之大成，”文章独步天下者三十年的称誉。这些称誉虽有溢美之处，但他确实在当时负有很高的声望，不仅诗词曲文俱为金朝之冠，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
元好问具有进步的创作理论和文艺观。他早年在避乱流亡中写成了文论名著《论诗三十首》以及《杜诗学引》、《陶然集诗序》、《杨叔能小亨集序》等都反映了他的文学见解，阐述了他的创作主张。《论诗三十首》是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用诗的形式，针对当时文坛流弊所发，对建安以来的主要诗家进行了系统的概括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反对模拟雕琢，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吸收营养，要求作家从实践中取得创作源泉。“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认为深入实际才能下笔有神。不同意那种“暗中摸索”。因而不屑于步江西诗派的后尘，绝然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他反对华艳淫靡，主张天然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肯定了陶潜、谢眺、欧阳修、梅尧臣清新自然的风格。他反对纤弱险怪，主张刚健豪放。“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肯定了阮籍、陈子昂的高雅古朴和建安文学的豪放刚健。对《敕勒歌》的“中州万古潮阳笔”倍加赞赏，认为这类诗歌适宜于抒发诗人的壮阔胸怀和远大抱负。他反对伪饰虚作，主张纯朴诚实。否定那种“布谷澜翻”、矜多炫巧的作风。论诗以内容为主，并重艺术风格和作家品操。这些主张对后世作家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以诗论诗的形式也对后代有着很大影响，清代王士祯就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
元好问在史学方面也具有杰出的贡献。他拒绝做元朝的官，金亡后以“今是中原一布衣”自诩，着手金朝史料的搜集编撰工作。为了不使金朝史料泯灭，他曾向元朝统治者索取“金国实录”等资料，遭到拒绝。因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劳动，经常往来四方，悉心搜集民间的有关史料。他常把所搜集的材料用“寸纸细字”记录下来，竟达百万余言。并依据这些资料编写成达百万字的金国史书《壬辰杂编》和金诗总集《中州集》。不只保存了金朝许多作家的作品，而且为编修金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书成十八年之后，元朝统治者编撰宋、辽、金三史，就是以《壬辰杂编》和《中州集》为基础的，所以仅用年余时间就把《金史》编写完了。他的《中州集》以诗存史，而且开创了断代诗史的新体例。为了有别于所谓正史，元好问把《壬辰杂编》和《中州集》称为“野史”；又把他从事编撰的亭阁命名为“野史亭”。
晚年，元好问隐居故乡，除从事金史的编撰之外，还写了不少题画、应酬之作。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动可以周万物而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但壮志未酬，流露出内心的不安：“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闭里，一窗风叶雨潇潇。”故国之思更经常萦回脑际：“十年几度山河改，空指遗台是赵家”（《过邯郸四绝》）。尽管诗人因受时代的局限，在很多地方表现了寄希望于封建帝王的思想，甚至在他的“丧乱诗”中发出对帝王“若为长得熙春在，时上高层望宋州”（《徘体雪香亭杂咏》）的痛哭。然而，诗人决不会忘记现实，他虽然也说“衰年那与世相关”（《乙卯端阳日感怀》），但对于元朝的暴虐统治不断地抨击和揭露，对于故国山河的怀念情绪不时地流布于笔端。写出了象《宛丘叹》一类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和对清廉官吏歌颂褒扬的诗篇。诗人通过极其强烈的鲜明对比，一方面揭露“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因为“苍髯长官”的横暴残忍，以致满目疮痍、遍野荻花；一方面描写人民无比爱戴的叶县令体恤百姓、施行仁政，使县内出现“早晚林间见鸡犬，一犁春雨麦青青”的丰收景象，反映出诗人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望。
但是，残酷的现实与诗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差距太大了，元宪宗七年（1257），长期处于忧愤积郁中的诗人卒于寓所，时年六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