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引发了人们对于高铁大跃进的质疑。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也就此发表文章《大干快上令人忧》。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中国的发展确实有点大跃进的性质，高铁的赶工建设必然会引起质量和安全上的一些问题。
刘胜军同时表示，不止是高铁，中国的很多建设项目都存在严重问题。而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政府有太多的钱。”他说，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对人民不负责，对子孙后代不负责。
他认为，中国奇迹肯定是一个泡沫。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绑架，而转变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以下为对话实录：
记者：本次高铁事故，包括近期爆出的一系列工程质量事件，是否祸在大跃进式的发展？
刘胜军：中国的发展确实有点大跃进的性质。比如高铁，不只是超前建设，而且是赶工建设，这种赶工建设必然的后果就是质量和安全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我觉得比赶工建设更可怕的是腐败建设，像刘志军这种案子，我们可以看到，不只刘志军一个人，包括副总工程师，以及下面的局长都有问题。我相信再往下一直查都会有问题，因为每一个环节都要去伸手捞一把。这样的结果是比较好的方面大不了把报价报高一点，比较坏的方面就是偷工减料，最终损失就要由国家财政和人民的生命去付出代价。
我们非常需要反思，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去搞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和目前GDP至上的发展理念有关系。凡是地方政府把GDP做好的，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GDP做得越大越好，因为一方面可以得到更多升官发财的机会，另一方面官员可以从中捞取非常多的个人好处，尤其是重大工程项目。像许迈永一个项目就可以收8000万，这是目前的体制造成的一个悲剧。
从体制上来讲，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政府有太多的钱。地方政府的财政，按朱镕基的算法，加上中央返还的，其实已经占了中国财政收入的2/3。这么多年大量的高价卖地，这么多的钱转化成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拿这些钱干嘛呢？就是搞工程。在一个合理的体制下，国家不要想方设法的去搜刮钱，不要把土地价格抬这么高，变相的从老百姓身上搜刮钱，搜刮了钱又去搞这些腐败的工程。
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政府降低税收，降低房价，然后降低土地出让金，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政府的钱越少越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原理。有很多工程都要通过市场的方法去做。市场的方法做有两点，第一点是节约，让刘志军去做需要2200亿，如果采取市场办法，可能1200亿就能做好了。如果有竞争机制，质量可能比目前垄断局面造成的工程质量更高。
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因为政府太有钱。一方面政府太有钱，另一方面政府花钱不受任何制约，这是我们目前体制最大的问题。这样的体制问题造成的最大的后果就是一方面严重的资源浪费，另外一方面就是严重的质量隐患，第三个就是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些问题最终的代价就是导致整个公众的情绪不满，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说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几个不负责：一个是对人民不负责，一个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
我们现在已经把环境和资源破坏成什么样子了，比如说我们搞保障房建设，我们需要那么多保障房吗？中央有没有勇气去清查一下中国到底有多少房子是空置的。如果把这些闲置的房子去清理一下，就可以发现再去造那么多的保障房对整个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浪费。盖房需要什么很多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就要破坏环境，这对子孙后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这些空置房去了哪里了，有的可能是个人投资，这个是合理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了钱买第二套、第三套是合理的。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问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中国最近落马的这些官员，哪一个官员没有几十套房子。每一个官员有几十套房子的情况下，你又要去花那么多资源建那么多的保障房，这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浪费。
保障房建设本身就涉及腐败，河南保障房还没盖好就已经出问题了。因为保障房本身是一个非市场化的产品，没有一个市场的竞争机制去保证，这里面一定是腐败和质量危机。保障房建出来，第一它的质量有问题，第二在分配过程一定也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能保证那些有钱人不去利用这些机会赚钱？我觉得我们搞保障房建设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性错误，真正应该做的，是搞廉租房。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两极分化，有穷人没有关系，政府可以一个月给你100块钱象征性的房租，让他有廉租房住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把产权变成他的，因为这样社会就没有激励效果，穷人也可以有房子，那我那么辛苦的挣钱去干嘛呢？我觉得让这些穷人有地方住是底线，但是没有必要通过保障房的形式把房子卖给他，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激励。这样一个工程造成的腐败和扭曲也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中央应该把这个政策给纠正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
记者：此前的宣传中，常常会谈到中国的高铁发展奇迹。现在有人认为高铁奇迹被证明是一个泡沫。您觉得高铁的发展是不是一个泡沫，中国经济的奇迹呢？
刘胜军：中国奇迹肯定是一个泡沫。中国高铁是不是泡沫，现在看起来还需要证据。我们现在只能判断，高铁肯定是有质量隐患，至于我们在技术上是不是可以和欧洲、日本、德国相媲美，因为我不是技术专家，我也很难说。但是铁道部前任副总工程师周翊民前段时间说过中国的高铁有质量问题，像他这样的专家都认为高铁是有问题，我想高铁一定是有问题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假设我们的高铁在技术上是先进的，但是如果连质量都保证不了，这样的技术先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至于说GDP泡沫是毫无疑问的。要考虑GDP的代价是什么？我们中国的GDP本质上是牺牲中国的环境，中国的资源，中国老百姓的一些福利去服务两类人。一类人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我们污染了中国的环境，把低价产品卖给美国，这不是服务于美国消费者嘛。
第二个是服务于中国的权贵阶层。我们知道每一个扭曲背后一定有利益的寻租。比如说紫金矿业[5.47 0.00% 股吧]，如果我通过污染环境排放污染物，降低了一个亿的生产成本，我完全可以拿出2000万去寻租。给这个官员送500万，给那个书记送500万，不就解决了吗？这里面一定是腐败。所以说现在中国最腐败的几个领域，一个是环境保护，一个就是产品质量监督，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
这样的GDP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服务于中国的权贵阶层，这样的GDP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我觉得比泡沫更可怕的是，人民付出了生命健康的代价。
记者：中国经济就好比一列高铁，追求了速度，牺牲了安全，对吗？
刘胜军：对。牺牲了安全，牺牲了人民的福利，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说全体人民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付出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受损，而少数人受益。我借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是不公平、不正义的，是不得人心的。
记者：您觉得中国经济有没有硬着陆的风险呢？
刘胜军：中央也提出经济转型的口号，但是做的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从短期来看，中央比较尴尬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绑架了，被基础设施，被地方政府饮鸩止渴的投资给绑架了。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就转不过来。而且这些东西漏洞会越来越大，比如说房地产问题，如果房地产一直涨下去，所有人都买不起房，最终变成少数人的游戏。这样一个市场，从经济上来讲一定是崩溃的，从政治上来讲是不可接受的。
第二个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如果成为烂账，烂账又会转移到金融体系，又会引发整个社会的风险。所以中央现在的宏观调控是两难。一方面要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但另一方面，控制的过程就会导致坏帐的出现。如果加息，地方政府就更加还不起债务，如果加息太快，房地产价格崩溃，不只是对GDP的打击，对整个金融体系也会带来很大打击。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经济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这两个因素给绑架了。怎么去转变？关键还是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中国要完成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中国经济的着重点要从政府和房地产的乱投资转向老百姓的消费。怎么转呢？老百姓要有钱，没钱怎么消费。
第二个，企业要从粗制滥造转向创新。即使做不到像苹果公司的创新，至少也要做到像日本的公司一样讲究质量。怎么做到这一点，政府本身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很多领域，比如说食品安全的问题。政府不去做，靠消费者是不可能去识别食品安全的。这就是政府本身应该尽的一些义务和职责。再比如我们的证券市场，证监会去管这些审批，导致的就是腐败，结果反而没有精力去搞市场的监管。中国的内幕交易目前来讲是非常严重的。
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政府要下决心，有勇气改革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样中国的消费者才能慢慢有能力消费，中国的企业才会慢慢走向创新的道路。企业不创新是因为现在造假太容易了，造假没人管。寻租也太容易了，搞定一个市场就可以赚5个亿，这样的环境下谁去创新呢？所以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政府身上，不能怪企业，企业只是制度给了它这样一个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