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下旬开始，当地的电视台就经常播放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情况。留学生之间的谈话都离不开天安门广场。六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和静秋从中国城买菜回来，刚进房间，菜还没放下就接到一位同学打来的电话。我的同学对我说：“快打开电视！”我赶紧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机里正在播放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发回来的新闻，画面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在奔跑，画面的背景的不断有枪声传出。我们都惊呆了，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第二天，我们被通知到中国城的广场集合。因为在中国城附近的停车位很少，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停好车。等我们到达广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很多人集结在那里。这时候有一名留学生站到了一个花坛上，向大家报告天安门广场的开枪事件，因为当时报告说有很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了，一时间大家情绪激动，很多人都痛哭流涕。
在此之后，有人提议要到渥太华大使馆去游行。当时有一位老华侨人把自己的信用卡给了一位负责游行的留学生，让我们去租车，然后到渥太华大使馆去游行。这位负责人找了几位会开车的留学生到Hertz 车行去租车。我是其中的一个司机，开了一辆Ford Wagons，里面坐了八个人。我们租了六辆车，每个车都塞得满满的人。一同去渥太华大使馆去游行的还有很多留学生自己开着车去的，我们浩浩荡荡的一个大车队，开往渥太华大使馆。路上有的留学生的车子抛锚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留学生买的都是旧车，很容易出问题。开在我前面的两辆车，可能是过于兴奋，开得飞快，我在后面远远的跟随。进入渥太华地区不远，我看到一辆警车从高速公路的侧面冲了上来，尾随着前面的两辆车，我随后立即减速。后来得知开在我前面的车吃了超速罚单。
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了达渥太华大使馆，在那里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在那其间，我们看到一个人，从窗口扔下一张纸。有人拣过来给大家念了一下，内容大概就是支持学生的。在整个六月份里，我们参加了很多次有关声援六四学生的活动，包括一些筹款和义卖的活动。
很多当时的民运活跃分子都来到M市做过讲演。记得有一次胡平来作民运活动的讲演，在提问题的时候，与坐在下面的王炳章夫人发生了口角，这件事令大家大跌眼镜。后来有人提议要成立全加学联，在选举全加学联主席的时候，各校争执不休。在一项选举投票的时候，有一位学生负责人俏俏地问他们学校的另一位负责人：“你看我们选哪边？”这位负责人回答：“你看哪边举手的人多，就选那一边。”我听了之后真的不敢相信，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中国实现民主化而努力”的博士生、硕士生们灵魂深处的民主意识真是令人不敢恭维。看到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争权夺利，不择手段，我没有再参加任何他们的活动，我只想为大家做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事情。
在我们附近有三所大学，中国留学生有4、5百人。在那一段时间里，留学生的集体活动很多，而且留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很多，留学生们也空前的团结。那个时候，每个月我们都组织舞会。舞场是在中国城的一个大楼的地下室举行，音响设备都是租来的，35 元一个晚上，大家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在八十年代，住在加拿大东部很少能看到中国电影，我们每个月都跟中国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电影片，在学校的大会议厅内放映。大使馆寄来的电影片是16mm 的胶片，一个电影通常都有七、八盘胶片。我们从学校租来两台放映机，在一台放映机放映电影的时候，我就把下一盘的电影胶片在另一台的放映机上准备好，在这样我们可以尽量缩短换片中间的时间。每一次放电影的时候，就像中国人的一个节日一样，很多留学生带着家属和孩子一起来看，非常热闹。
在六四以后，加拿大政府推出一个移民计划，容许当时在加拿大的所有中国留学生移民。当时我作为留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与加拿大移民局的官员一起开过几次会议。当时一位移民局的官员说：“你们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象蛋糕上的奶油，我们没有理由不接收你们。”当时中国政府指责加拿大政府是“掠夺人才”。
其实，移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心情还是挺复杂的。我把从移民局领回来的申请表格发给了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们，我自己也留了两份。我在迟疑了一个多月以后也填了那张申请表格，并且得到了移民局的批准。
一九九零年的春节前夕，我们举办了一个空前盛大的春节晚会。晚会的筹备工作是由C大学的H和我负责采购水果、饮料和餐具等等，M大学的C负责从中国城华人餐馆预定了960人的份饭，静秋负责整个晚会的财务预算。这次晚会有三个大学的留学生及其家属将近1000人参加，晚会的地址是在C大学顶楼的大厅。晚会有文艺节目，吊瓶，盲人摸象，气功表演，唱歌和舞会，整个晚会开的就象回到了国内一样，大家非常高兴，一直到晚到深夜，久久不愿离去。
为了使尽可能多的留学生和家属都能参加春节晚会，我们把晚会们票的价格定在3.5 元，我们又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了1500元的春节联欢活动经费，用来支付场地租金和警察保安等开销。由于六四以后，留学生的联谊会和大使馆的关系比较微妙，这次晚会没有邀请大使馆的人员参加。那次晚会是当地曾经举行过的晚会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的联校集体活动。随着大部分的留学生完成了移民，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留学生的集体也就越来越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