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边界的铁丝网。过去令人生畏。现在已经装饰一新，准备迎接观光客了。
正如广州评论所说，《大逃港》是人民“用脚投票”。无论是成功者在香港的发迹，还是无数白骨残留荒山，都是对中共权力的合法性提出的无声抗议。
孔夫子说：“苛政猛于虎”。当一个国家出现暴政时，人民有哪些选择？学景阳岗的武松，上山打虎？还是退避三舍，怕而远之？
面对吃人的猛虎，“打虎”的选择，当然不是人人可为。没有武松的勇气与魄力，常人不会以卵击石，即使如谭嗣同那样拒绝逃亡，不惜流血明志者，也是绝无仅有。逃亡，是暴政下的常态，或者是一种幸运。因为逃亡也不是人人可以享有的权利。但逆定理成立：人民的逃亡，尤其是大规模的逃亡，一定是那里出现了暴政，人民水深火热，走投无路。
暴君不死，人民苟且偷生
二十世纪大大小小的暴君或许数以十计。在他们统治的权力范围，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无法无天、暗无天日。一党专制，民不聊生、甚至大量死亡。今日公认的二十世纪三大暴君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他们分别肆虐数十年不等的暴政都已告结束，研究这三大暴政及其结束方式，显然还没有完成。原因之一是，除了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失败而告终外，斯大林与毛泽东暴政的结束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暴君的自然死亡。他们不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推翻暴虐的统治，虽然他们已经恶贯满盈，天怒人怨。
中国人对此有独特的感受，尽管毛的统治“关门打狗”残暴不仁超过历代王朝，监狱里、屠场上、劳改所，撒满了无辜百姓、异见者甚至共产党人的鲜血，但是毛死去三十四年，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图腾而被推崇，至今不准说毛是“暴君”，连“独裁”“极权”的字眼也加以避讳。毛仍然是一个只是犯了错误的伟人。因此回顾中国人怎样面对暴君、渡过暴政？就比其他民族更为痛苦和不幸。加上传统的民族性局限，中国人在毛时代的生存特征，就带有更为浓厚的忍辱偷生的底色。
纳粹统治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同时也有数万人逃出德国（来上海避难的就有二万人），著名柏林墙下也有五千人逃亡未遂而死。斯大林有严厉的锁国政策，但赫鲁晓夫上台主张“开放边界”，他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建成美好的人间天堂，我们用棍子将工人农民赶进天堂，然后加上七把大锁。苏维埃掌权五十年了，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实质上道出了人民面对暴政应有的逃避权利。我们常说：“惹不起，躲得起。”然而，从商鞅制定保甲连坐而死于连坐的经典故事，到信阳事件饿殍遍野也不准农民外出逃荒的悲惨事件，可见亚细亚式的专制主义和共产主义结缘后，暴君心肠可以禽兽不如。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依恋土地是数千年小农经济造就的民族心理，不到树皮草根吃尽，中国人不会离乡背井，更害怕飘洋过海，李鸿章出使列国竟然带上棺木，以防万一犹如在故土长眠。如果不是毛治下三十年间超记录的暴虐，大陆人拼死外逃不会创下历史大纪录。这记录完全和毛暴政的升级而同步。
近三十年来，国门大开，人民出国回国络绎不绝，资讯流通也和锁国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民族主义泛滥的思想界与传播界，对于毛时代的锁国悲剧依然持保守态度，对逃亡事件仍然噤若寒蝉。
逃港潮规模之大超历史记录
在党史、国史的纷繁出版物中，我们看不到对伊犁事件、拉萨事件和若干著名的叛逃事件的真实记载和描述，即便涉及也只有官式的说词，如林彪叛逃，官方迄今没有公布过文革批林之外的新材料。官方视七万维吾尔族人逃往苏联和八万藏族人逃亡印度，和台湾独立分离运动一样，是对民族主义这张最后王牌的挑战。触犯了他们所谓的“核心价值”。
不久前，广东官方出版社出版了《大逃港》一书，为我们揭开另一个离心事件的历史帷幕，那惊心动魄的绵延不断的逃港潮，过去当局一直是自欺欺人地加以掩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它的脉络和特点：
一、在时间上──贯穿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从一九四九年内战结束，中共占领大陆起，深圳就是逃离赤祸的一个最便捷的出口，其中毛时代有一九五七、一九六二、一九七二、一九七九四次逃港高潮。官方说深圳特区的建立（一九八○年）“外逃现象消失了”。并非事实。八九北京六四事件后也是一次高潮。五十年高潮之间小规模的逃亡，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九七香港主权回归之后，官方资料也说“二○○六年，被捕的内地非法偷渡客已大幅降低到三二七三人。”注意，这只是被捕者。逃港潮的持续时间之长，在二十世纪是罕见的。
二、在人数上──中共广东省委边防领导小组办公室透露，一九五四至一九八○年，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达五十六万五千人次，无记载的又有多少？香港政府统计，五十年代初，有七十五万名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那姑且不算偷渡）。六二年五月至七月大逃亡超过十万人逃港。即使文革后的一九七八年，官方统计逃港还有九万七千人次，逃出者一万八千人。一般估计，中共当政以来逃港成功与否者，中途死亡失踪者，总数不下百万人。在边界县乡达到十室九空甚至出现无人村的地步。逃港潮的人数打破有史以来中国人的逃亡纪录。
三、逃亡背景──二十世纪发生在欧洲、亚洲、美洲的有规模的逃亡事件，其背景大多是因为战争、民族种族、宗教和经济问题而起。中共统治六十年，其荦荦大者，西藏与新疆，五九、六二年两次大逃亡都有鲜明的民族分歧因素在内。但逃港潮相反，完全发生在占全国人口九成的主体民族汉人之中。逃亡者大多是邻近香港地区的南粤人，他们有近水楼台与粤语相通之便，直接的原因是“经济”，即贫穷与饥荒，这是有目共赌，官民皆同的看法，但实际原因内含“追求自由”亦不容否认。香港的自由民主和中国的专制贫穷越来越多地被大陆人所知、所向往。因此中共对待不可抑制的偷渡狂潮，政策也就不得不放宽，从“叛国投敌”降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开放边界是自由的崇高境界
结论。逃港潮随着毛时代的终结与三十年中国经济开放发展，已经走入历史。中港边界长达一百公里的铁丝网也在二○○九年拆除，只留下正面二十七公里的“一国两制管理线”。中共当局对于这一大规模的公民逃亡事件如同对待文革、大饥荒事件一样，采取驼鸟政策，回避掩盖，大而化之，蒙混过关。当权者深知这是他们炫耀“伟光正”的奇耻大辱，是主义的破产，正如广州媒体评论《大逃港》所说，这是人民“用脚投票”。无论是成功者在香港的发迹为豪，还是无数白骨残留荒山，都是对中共权力的合法性提出的无声抗议和否决。
观照西半球另一个类似香港的西柏林故事，可以看到中国历史进程的落伍。东西德分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一年也有三百五十万东德人逃往西德，柏林墙建立后二十八年逃亡者减为十八万。柏林墙倒塌，反对党的政纲中和新闻自由并列的是“出境自由”。苏东各国相继开放边界......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积三十年大观，不见“开放边界”四字，甚至连我们的《零八宪章》中也未提及。何故？是否我们的精神天地中，自设民族藩篱，划地为牢，还没有登上四海为家的境界？那有形无形的铁丝网还架设在北京、在边界。有道是，铁丝网从来是防范外人的入侵，像我们的万里长城一样。只有一种铁丝网的功能是防止里面的人出来，那就是监狱的铁丝网，如深圳边界的铁丝网、古拉格的铁丝网、秦城的铁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