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美的故事，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如同《红岩》的蒲志高和西方宗教里的犹大一样，都是背叛的代名词。现在不流行革命和宗教，所以很少会有人拿蒲志高和犹大说事，但是，陈世美就不同了，他背叛的是婚姻，而婚姻是社会的重要属性，难怪有人老是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实际上，陈世美也够冤的，十年寒窗，拼了半辈子才挤上科举快车道，鸿运当头做了皇帝的女婿，眼看着飞黄腾达之日就在眼前，突然结发妻子秦香莲找上京城，又碰到铁面无私的黑包公，既断送了前程，又丢了脑袋。陈世美的惨剧告诉我们，夫妻结发之情是天经地义，是儒家道德规范之不二正统，任何人违反了，均必然要付出代价，古人在“富不易妻”的原则面前没得商量。
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一定记得尉迟敬德这个人，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大唐的开国功臣。在《隋唐佳话》里有这样的记载，说李世民想把女儿嫁给尉迟敬德做老婆，按说是个好事，尉迟敬德四十开外了，而李小姐正青春年少，既娶了小娇妻，又做了皇帝的女婿，这等美事，许多人做梦都想的，然而，尉迟敬德不干，他说，古人有“富不易妻，仁也”的老话，既然自己已经娶老婆了，就不能离弃。这理由非常得体，李世民不仅没有生气，还当场予以表扬，是为“帝嘉之而止”。看来尉迟敬德人如其名，确实“敬德”。
古代人对于道德层面的认同，有过于生命，所谓“朝闻道，暮死可也”，就是这个意思。在道德面前，生命、财产都成了小菜一碟，无足轻重了。在刘仁轨写的《河洛传》里，有一个唐朝的官吏叫王志胜，被当时的顶头上司家的小姐看中，欲招为婿。这个王志胜虽然不是科举出身，却熟读儒家经史，笃信仁义教条，且与老婆感情非常好，又不愿意得罪上司，就找说媒者分说理由，一是自己老了（实际只有四十岁），与小姐不般配，二是自己有病，而且很重，怕小姐嫁过来弄不好会守寡，三是自己家里贫穷，担心小姐将来受苦，道理说了一大筐，媒人就是不相信。王志胜忧心如焚，焦虑成疾，真的生病了，只好请假回家，这才躲过了这门亲事。
宋仁宗时期，还发生过一起拉郎配的有趣故事，也颇能说明古人“富不易妻”的美德。嘉祐四年（1059年），泉州郡城人蔡确考中进士，当时的参知政事富弼想招蔡确做女婿，因为有人曾经写文章讥讽过朝廷重臣近水楼台抢女婿的事情，所以，富弼有所顾忌，不敢明着来，就请范仲淹从中说和。蔡确虽然年轻，只有二十二岁，却是个明白人，自己已经娶老婆了，如果再娶富弼之女，那么，谁大谁小？这就成了难题。况且，富弼和范仲淹都是当时名臣，大权在握，得罪不起，稍微处理不慎，自己的前途大概就走到头了。于是，蔡确想了一招，把自己的难处当面直接告诉了范仲淹，并说：“若是相公您，该如何定夺呢？”看着眼前这位聪明的年轻人，范仲淹哈哈一笑，拍屁股走人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都能够反映出古人普遍的婚姻道德准则。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也不论娶了多少小妾，能够做到不舍弃糟槺之妻，维护婚姻的和谐稳定，就应该属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美好品质。总比现在的那些花心男人见到比自己妻子漂亮的女人就蠢蠢欲动要好得多，娶了新的忘了旧的，“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当然不知道提倡。
陈世美的难处就在于，他要娶的是皇帝的女儿，不答应恐怕是不行的，而一旦娶了公主，公主是不能做妾的，更不会允许他娶妾。这就使得原配秦香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既不能继续做陈世美的正妻，也不能退而求其次当妾。面对这样的难题，陈世美为保全自己的前途和性命，同时也为了秦香莲的性命，只好蓄意隐瞒婚姻的事实，他只能这么做。陈世美的故事成于明朝，盛于清，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发现，明清之际的社会道德已经败坏到了何种地步，需要陈世美这样的反面典型来警示世人。赵炎认为，如今提起陈世美，同样的意义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