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最重要的学派，这一学派认为：所有道德判断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述，这种隐藏在道德判断、行为背后的情感乃是道德的源头、本质和根本动力。情感主义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道德理论，而且是对西方社会道德现状的高度概括和集中反映。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也承认：当代西方道德状况可以归结为情感主义。现代西方人就生活在特殊的情感主义文化中，这种文化掺进了社会和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当代道德状况的显著特征。
但麦金太尔在这本书中，却把情感主义说成是当代西方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他的理由大概如此：情感主义使严肃的道德判断成了个人好恶情感的表达，这样造成传统道德的基础和非个人的道德标准的丧失。结果情感主义者只能以自身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他可以采取任何观点，扮演任何角色。而这样的人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社会规定性，不具备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身份，因此没有道德分辨力，对某些重大社会道德问题（如堕胎、安乐死等）无法达成共识，只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这种没完没了的道德争议和道德分歧就形成严重的道德危机。而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情感主义的没有社会规定性的自我。
西方人淹没在情感主义文化中，麦金太尔这一看法没错，但由此不能推出西方人没有社会规定性。其实当代西方人具有特定的共同属性和明确的社会身份，而这些又决定了他们的情感倾向和特征。首先，西方人具有一般的人的属性。现代心理科学揭示：人的头脑中存在主管道德和感情的区域，这一脑区一旦发生病变，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完全丧失道德行为能力！西方人生活在自由宽松正常有序的社会环境里，其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不但不会被削弱，而且还会得到某种强化。其次，西方人都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是享有广泛自由权利的公民，普世价值和这种公民身份决定了他们对人权人命的高度尊重，对个人自由、幸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这种对人的尊重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又决定了平时情感表达的倾向。第三，西方人多半信教，这种上帝子民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拥有爱人如爱己的宗教感情和心灵忏悔的习惯。因此西方情感主义者具有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身份，他们的情感也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某种倾向性和共同性。
既然西方人具有以上这些重要的共同的社会属性和情感特征，那他们在许多重大社会道德问题上应该能够达成基本共识，为什么又会对某些道德问题争论不休，从而产生无法解决的道德分歧导致道德危机？这是因为西方人虽然把普世价值当做一个整体接受下来，但对其中的单个价值多少有那么一点侧重。如他们虽然都认为生命与自由一样重要，无生命谈不上自由，而没有自由生命就失去意义。但有些人在这两者中会稍微侧重生命的价值，另一些人对自由更看重一点。前者通常认为自己本人或腹中的胎儿都有至高无上的生命价值，所以往往反对安乐死和堕胎。后者自由至上，多半秉持“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观念，所以一般赞成安乐死和堕胎。这样就造成难以解决的道德争议和分歧。实际上西方人在许多重大社会道德问题上都能达成基本共识，仅仅对诸如堕胎安乐死等极少数道德问题争论不休，其原因不在于情感主义者的差异性或任意性，而在于人们对普世价值认识上的微小差别。由此造成的道德争议和分歧并不影响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麦金太尔等人把这种道德争论分歧说成道德危机，这多少有点言过其实。
情感主义并没有因为麦金太尔的严厉批评而削弱，反而由于适应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和民主制度而得到强化。正是这种情感主义使西方人展现出十分温情和富有人性化的一面。如美国人在悼念2007年弗吉尼亚大学枪击案罹难者时，连制造这一特大惨案随后自杀的孤独凶手都一起悼念！2000年居住南京的德国人一家四口被四个入室行窃败露的窃贼灭门，被害者家属却要求宽恕被抓的凶手！这种人性化和慈悲宽容情怀只能在情感主义伦理文化的孕育下才能产生，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决不可能出现。在校备受屈辱的马加爵杀害同学被捕处决后，其母校和社会上不是一片欢呼声？面对被抓的无辜杀害自己亲属的陌生杀手，中国人绝不会轻饶，一定敦促法庭判其死刑。西方情感主义者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们在面对生离死别的场景和他人（甚至包括品质不好的人）的悲惨遭遇时，同情宽容和怜悯慈悲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并且控制了感觉认知等全部心灵活动，由此决定了道德立场和道德行为。
曾经读过大意如此的故事：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战中（或阿富汗）阵亡，家人得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但总觉得不能用在个人或家庭的开销上，于是除了用这笔钱还清死者生前所欠债务外，剩下的一大笔大概全部捐给该士兵以前喜欢捐助的慈善项目。这士兵家属跟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都是在情感主义文化和伦理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对阵亡的亲人怀念哀悼通常比较强烈而深刻，这种思念之情在长时间内支配心灵活动，决定了认知和思考的方向以及某些内容，这样才会做出这种捐助行为。尽管捐出抚恤金多半是凭感觉做出的，但这样的选择却更合乎道德和逻辑。因为抚恤金是用亲人宝贵生命换来的，而金钱又是换取快乐和享受的东西，用抚恤金满足个人家庭消费需求意味着把享乐建立在亲人死亡的巨大痛苦和牺牲上，这多少有点残忍！中国人在上述情形下根本不会产生捐出抚恤金或赔偿金的想法，甚至还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如前几年某地发生毒气泄露，当地一些人不幸遇难。有的难属白天哭的跟泪人似的，晚上没人时却笑出声来！只因为得到较为可观的赔偿金；有的罹难者家属之间为争夺赔偿金钩心斗角，甚至大吵大闹；还有的难属一拿到赔偿金就迫不及待吃喝嫖赌；自然也有难属把赔偿金用在正经的生活开销上，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即便这样的难属比起上述美军家属，在缅怀亲人的感情真挚和深刻方面显然存在明显差距。
为什么中国人跟西方人在道德感情上有这样的差距？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的传统，如今市场经济又不断强化现实功利的一面，于是中国人都变成情感荒芜的理性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这种理性主义者跟西方情感主义者有很大区别，他们特别势利和现实，仁爱慈悲宽容体谅之情备受忽视和压抑而变得十分淡漠，甚至早已消失殆尽。如曾经见过一位将近90岁的老太孤身一人住在某单位宿舍里，虽步履蹒跚却每天自己买菜劈柴烧饭。她的处境令人同情，可同宿舍的邻居们却对她不满。理由无非是她劈柴产生噪音，烧柴做饭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等等。实际上老太白天劈柴噪音并不大，所住宿舍是砖砌的且没用易燃材料装修，她烧柴火比使用煤气酿成火灾的风险小得多。但那些邻居都是麻木不仁的理性主义者，对老太无法产生同情之心并从人道的角度看待其处境，而是一切都从对我有利还是不利的实用功利角度看待她的一举一动，甚至还要把想象到的不利一面加以放大，由此必然会责备和抱怨她。如果邻居文化水平高、见多识广、道德知识丰富，那还会把无端指责该老太的歪理说的堂而皇之，也许会从防范火灾、维护全宿舍所有住户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局”出发，严厉谴责老太烧柴做饭之举！
中国人之所以变成无情无义的理性主义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的专制统治。中共建政伊始的所作所为，包括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镇压民运和法轮功、闷声发大财以及和谐维稳等，那一样不是枉顾人权和人命、严重侵犯和剥夺底层民众生命财产权利、甚至残酷镇压和屠杀人民彻底丧尽人类正常感情的野蛮行径？又如最近邵阳沉船，官方大大瞒报死亡人数，还放水冲尸掩盖事故现场，威逼事故中罹难的学生家长签订赔偿协议。当地一名官员竟说：他们十一个死得真伟大，轰动全世界，别人还没这样的机会！这种官员头脑中只有和谐维稳以及保住乌纱的愿望，完全是从维护专制政权和自身权力的功利角度看待和处理眼下人命关天的大灾难，毫无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罹难者家属的同情，甚至完全丧失作为人的应有感情，更谈不上在这种感情主宰下善待难属和妥善处理这一特大事故，所以才会做出如此厚颜无耻丧尽天良之举！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政府官员的示范下，普通中国人怎能具备慈悲之心和博爱精神？更谈不上以这种情感和精神对待他人的不幸和需要帮助的人？只能变成冷血无情的经济动物和没有底线的理性主义者。跟中国大陆人不同，台湾和香港人有情有义，他们在社会民主化转型过程中从无情的理性主义者逐渐转变成西方式的情感主义者。
中共历来强调集体主义道德和统一的道德标准，而情感主义对此格格不入，它跟个人主义道德和多元宽松的道德标准相适应。因此，国内介绍麦金太尔伦理理论的书籍往往附和和推崇他对情感主义的批判，极力贬低情感主义伦理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西方人批判情感主义虽然不当，但多少还有一点情有可原，中国人也跟着瞎起哄就毫无道理。其实，中国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最缺乏的是情感主义伦理文化，因此，应该严厉驳斥和批判的是麦金太尔对情感主义的批判。不仅如此，中国还应该大力引进、推广和运用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文化，以此改善国人的情感状况，逐步形成和强化建立在博爱慈悲宽容等美好感情基础上的观察思考问题的新视角，这样才能摆脱眼下积重难返的社会道德困境。然而，道德困境却是社会政治困境的一个方面，因此，要真正摆脱当下日益严重的道德困境，首先必须实施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争取早日走出政治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