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创建新中国之类谎言重复洗脑，使大陆假公民真奴隶的人戴“民主”和“专制”的西洋镜看中国，将古代传统贬得一钱不值，让遵循孔孟之道的古人承担当代人的无能所致的责任。三权分立保护的议会民主，破坏行会和议会参政传统的君主专制，是西欧自治城市的公社市民（简称“公民”）政治的独特产物，在17和18世纪的近代创建。公民国家在追逐红尘权利时宗教心法松弛的近现代，法律平等管制全民行为。中华民国之前的中国帝王制是宗族联邦制合众国，不能套用欧美公民制的民主和专制政体来评判。中共统治大陆，毁灭中华民国承传的儒家礼教传统伦理，在政治运动中，煽动农民、女人、学生与乡绅、男人、老师为敌，释放人心的邪恶。中共暴乱夺权后以马列邪说强行给全民洗脑，以苏联为模式创建党政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堵死中国大陆通向民主政体的路。
民主和专制，是受中共极权专制奴役的大陆反抗民众最爱说道的两个名词。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秦汉皇朝开始的封建（君主）专制礼教传统历史悠久，致使中共统治大陆60年之久，民主宪政依然是雾里看花、水中观月，朦胧难求。
这种说法，每个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上学起，就被中共党支部或党委紧紧操控，强行灌输到头脑里，将“共产党给了我们新中国”之类谎言千万遍地重复，以至于1947年（中华民国制宪之年）出生的中国大陆人在读中学时，已被历史、政治、语文等课程系统塞进的民主、专制等政治名词洗脑，对祖辈怨声载道。
生长在红旗下的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实为中共山寨国或共工部落大酋邦的政治奴隶，戴“民主”和“专制”西洋镜邪眼看中国，左镜片把民主这一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近现代历史潮流的政治体制，当成红尘世界最好的制度；右镜片把专制这一同样从西方传到东方的的最坏的制度，视为中国的历史包袱。这样一来，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和毁坏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罪恶行径都能够被推掉。
五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居然以才一千年多点时间的英国和两百多年的美国的历史来衡量。于是：因为没有产生君主立宪制，中国古代历史便一钱不值；因为没有产生共和民主制，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所有当代耻辱都要孔孟等古人承担责任。如此思维逻辑的混乱在于：欧美宗教•民法国家推广科技工业革命的现代文明到中国，晚清皇朝衰老时期应对乏力而步步后退所致的羞愧，要归咎于在中国创造了汉唐大国存在、历史辉煌的礼教•王法国家的文明传统。如此思维的荒唐，好比意大利20世纪的公民要把法西斯主义归咎为凯撒和屋大维。
这就是说，民主和专制是日尔曼人在欧美近代独创的公民政治体制，跟机器、火车、轮船、飞机、报社、电话、电脑、互联网等科技事物一样，发明权属于西方。报社、枪炮、轮船、电脑等发明，还有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二进制等发明元素，而机器、火车、飞机、电话、互联网等则完全是西方发明。民主和专制，跟机器、火车之类事物一样，不折不扣是公民政治的产物。
当然在欧洲古代，希腊雅典城邦和罗马帝国时期，早于日尔曼人两千多年和将近两千年，雅利安人就已创建过民主和专制的政体。雅典城邦是典型的民主政体，几万公民直接选举执政官和审判案子。罗马在共和国晚期先由凯撒实行取缔元老院权利的独裁统治，后由屋大维建立元首（第一公民）制度正式确立。但无论雅典民主城邦，还是罗马专制帝国，房屋的地基都共有公民制，连带着奴隶制。
罗马人兼并希腊城邦之后，古代奴隶制支撑的公民民主政体寿终正寝，因为罗马人非常讲究行政效率和军事力量，不让十几、二十万奴隶养着公民开会争吵浪费时间。直到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相继出台，日尔曼人第一次有了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王权受到议会立法的多种限制。英国实行君主行政和议会民主混合，后来君权更被内阁架空。英国议会民主起初靠海外殖民的税收和黑人奴隶制来供养，直到机器工业出现和废除黑奴制之后，才逐渐实现全体公民普选上院和下院议员的民主制。美国民主是英国海外殖民地自由农民和种植园奴隶主通过独立战争创建的共和制民主，议员清一色平民，实行孟德斯鸠理性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以防止总统侵犯议会民主。南北内战废除奴隶制后迅速在全国实行投资追逐利润的雇工制，工会出现后美国逐渐实现全民普选。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古代奴隶制支撑的公民专制政体也咽气。日尔曼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法兰克等诸多部族的牧民骑兵将罗马文明虏掠和焚烧成废墟之后，其部族首脑凭借罗马唯一剩下的文明力量基督教的扶助，建立起分封领地（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以武力强制罗马不下田劳动的公民种田，建立起庄园城堡制度，农奴养活贵族（骑士）比武、打猎、与贵妇调情。西欧五、六百年无工商业，直到十一世纪（中国北宋时期）由逃亡的有手工技艺的农奴扩大集市重建商业城市，有巴黎、伦敦、科伦、布拉格等，规模相当于中国唐宋时代县以下几千人到三、四万人的小城镇。这些市民最初大都是叛逆性很强的逃亡奴隶，经商致富后勇于反抗农村庄园主的敲诈勒索，以起义方式创建起被称为“公社”的自治城市，市民由此被称为公民，通过加入城市行会和议会参政议政。这些行会和议会权力几百年后到中国明清时期才逐渐被结束封建制的大王朝取缔，实行孟德斯鸠所说无法律地“领导一切”的专制政体。
在17、18世纪，无论有议会民主权力的英国公民，还是被国王、皇帝剥夺了权力的法国、德国公民，由于都是管制个人的国家，公民的世俗心愿日益扩大。在不违法行动前提下，他们可以想坏事。这样一来，《新约》基督所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的心法，就逐渐失效，养情妇和通奸的事越来越多。红尘幸福由教会上层，逐渐普及到欧洲城市各社会阶层。
依据上述历史的事实描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从颛顼制定女性给男性让路的礼仪和尧舜禹之间君权禅让的传说，到清朝前期（欧美民主宪政产生时期）康乾盛世，国家都是在卿（士）大夫遵循祖宗礼法传统下创建，修身正心（也不允许对良家妇女动色心），先把家庭治理有序，而后以治家的经验结合儒家经典教诲治国。皇帝实行仁政，使天下太平，百姓（庶民）安宁，就是好王朝。皇帝实行暴政或昏政，使天下大乱或遏制不住朝廷腐败之乱，就可以起兵讨伐并取而代之。所以说，民国之前的中国根本就不能套用欧美近代的民主和专制政体来评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个伪命题，《谁是新中国》一书以几十万字的历史辨析已说得很清楚。认真读过的人普遍会认同。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62年，自始至终用引进从俄国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学来的马列邪说，以自私的恶法搞土改、镇反、反右等运动，彻底毁灭儒家礼教传统维护的宗族、忠义、师道等伦理，共产党处心积虑、变换各种方式煽动农民、女人、学生与乡绅（文士）、男人（丈夫）、老师（教授、研究员等）为敌，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然创建孟德斯鸠所明确定义的无法律的“领导一切”的专制政体并维持至今。
“没有儒家礼教，就没有汉族血脉延续到清朝”。这不是伪命题，而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促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但同时没了西周华夏统一时的安定和周边“蛮夷狄戎”们的恭顺。秦汉之初百年，对北方匈奴持修长城防守与献女求安“和亲”的被动政策。汉武帝“独尊儒术”使朝廷清一色儒生文官，以君子“修身”的自强、厚德等品行“齐家治国”，使农民国家能够拥有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猛将及其勇兵，赶得匈奴骑兵无影无踪，建“平天下”大业。唐朝初年唐太宗也是以儒家文官礼教整合国力，得猛将勇兵赶跑突厥的。这被赶到西边的匈奴和突厥，打衰罗马灭了东罗马。中华帝国以孔孟倡导的尊上爱下的礼让世风和仁政正统教化人，是一个万家合成的宗族联邦制家政合众国。
换句话说，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皇朝，礼教维系道德；礼教在家族伦理在，亡朝不亡国。家族礼教伦理同化了征服中原的鲜卑、满族等。这些史实告诉我们：“礼教吃人”是狂人疯语，国家纵容这样谩骂，被礼教囚禁的心魔就出来殃民。
“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呼声成为中华民国的自由运动后，反抗传统婚姻的青年、抽烟或淫乱的女人，被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席卷在共产革命红旗下，在农村发飙。因宋教仁竞选得势被暗杀，国民党不停地掀动革命。五四运动的学生烧房打人不受刑法制裁，叛逆青年从此惯于以爱国名义行凶作恶。共产党趁国民伦理还来不及建立的混乱，以暴力裹胁乡村农民造反，以民主自由的谎言蛊惑城市青年做共产革命猴子蔑视人伦规矩，做民国老鼠屎搅坏一锅汤，夺得大陆政权。
中共进而以前所未有的党文化给全民洗脑，以苏联为模式创建党政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踩死中国大陆1948年刚长出的民主宪政青苗，堵死了通向民主政体的路：乡绅和起义者被土改镇反灭绝，文人和读书人被反右改造，农民和工人助纣为虐被榨干政治剩余价值后相继成为农奴和贱民，富商先被剥夺财产成为被改造者，后在中共圈地引资改革中成为党官捞钱的手，不再有孙中山的民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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