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共党媒高调报导了水稻专家袁隆平栽培的水稻达到了亩产900公斤的记录。据说，袁隆平之所以如此潜心提高水稻产量，就是因为看到了几十年前几千万人由于“缺粮”被饿死的惨剧。而这场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惨剧恰恰是此前经济“大跃进”的后果。
1957年“反右”结束后，毛和中共即在1958年初提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以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
由于在“反右”运动中，许多敢言的经济学家和知识份子被打倒，因此对于毛和中共发动的这场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反对之声几乎不见踪影。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自欺欺人的运动中，一些科学家也政治当先，发表了若干不切实际的言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着中国“飞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钱学森在火箭、卫星等领域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政治上的幼稚让他在“大跃进”期间也丧失了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8年，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文章表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假设植物光合作用30%的效率可以达到，并假设植物中的1/5能转换为可吃的粮食，也就是说，只要必需的水利、肥料、劳力等等条件能满足，那么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达到“2000斤的20多倍”。
上述观点不过是并非农学家的钱学森的一种推论，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准，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50年代，也不过0.3%，钱学森有何科学依据就把0.3%提高到了30%呢？
1959年，钱学森又在《农业中的力学》一文中，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并使千千万万中国人相信“大跃进”是科学的。虽然一些农学家秉承着良知撰文反对“亩产万斤”的说法，但由于钱学森在科学界的重要地位，其观点广为传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至少有意无意为毛和中共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一文中记载，毛的秘书田家英问毛：“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而中共另一位高层领导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一文也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
而那些心中充满疑惑的知识份子，却因为害怕被打成右派，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了。这场“大跃进”闹剧最终以饿死至少四千万农民而落幕，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毛在世时，中共一直将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可是，那三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诚如后来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所言：“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像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
诚然，毛和中共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身为科学家的钱学森显而易见也难辞其咎。这样以政治为优先考虑的钱学森，我们在“东方红”上卫星、在89学生运动中，都一再看到。好在在其晚年，他终于保有了知识份子的良知和骨气，拒绝了江泽民的直接诱惑和压力，拒绝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而是选择了沉默。也许，此时的他，终于醒悟：不要再成为中共的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