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昆明往西双版纳去的路上要途经一小镇—普文。小镇在思茅过去没多远，再往下就是洲府所在地景洪了。
小镇很小，知青谈起它，是因为这里有个劳改农场。
79年闹返城时，面对压力知青又提到了它：“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探求上海知青陆宝康案件时，得知当年他就在普文劳改农场服刑，并在那里出的事就此结束了生命。
他是犯什么事被关进去，又为何被枪毙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二）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就在那天早上，上海首批赴云南西双版纳的1000名知青乘专列从北火车站开出。列车上，一名身穿军装，头戴军帽，个子高高的（1米75，在我们那个年龄里算高的）小伙子引起了带队知青连长周公正的注意。此前连长已准备了一面大大的红旗，正打算找一名旗手。眼前这小伙子脸上带着腼腆，但军人的服装平添了他一种帅气和精神。“对，就是他”。连长想象的旗手就是这样的：既有点书生味道，又威武的象个军人，带着蓬勃的革命朝气。他的形象符合了这支刚从学生踏上社会的队伍。这样的队伍需要一面鲜红的旗子引路，同样需要一名帅气而精神的旗手。
他，就是陆宝康，17岁，闸北17中67届初中毕业生，家住闸北区，天宝里。
在1000人的队伍里，担当旗手这是何等的自豪和令人羡慕呵！每逢队伍行走的时候，陆宝康总是抬头挺胸，一身军装，左肩斜背着军用书包，右肩斜背着军用水壶，二条背带在胸前组成一个斜“十”字。二手伸直握住旗杆。红旗哗哗地在他头上飘动，豪情溢满他的胸膛。
到农场后，旗手的任务就此结束。1000人被零零散散地分到了各个生产（连队）。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新的生活。陆宝康被分在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
四队是一个老连队，职工主要是一些退伍兵及云南和湖南来的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住满了，陆宝康就同另一个知青安排在连队的一角紧靠仓库旁的一间草房里。
下乡不久，一次队里组织剥花生（做种子用），剥完的花生就堆放在仓库里。这仓库实在简陋的很，竹排墙上有一个连牛都跑的进去的大洞也没修复。队里不当回事，因为没人会去做偷窃的事。虽说生活艰苦，但那时人极守规矩。那晚，陆宝康与同一房间的叶有富（同一批上海知青）不知怎么想到了吃花生，堆放的花生离他们太近了，就在他们房间边上的仓库里。二人说干就干，很方便地从那洞口里进去。用茶杯装了半杯花生米。为了表明这样做不是偷窃，他们想到了老红军的光荣传统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我今天拿花生一点，留下人民币2元。因为怕别人认出笔迹，陆宝康自作聪明用左手来写。这点花生如果算价钱的话，大概值5毛钱，留下2块钱可算是高价买了，他俩觉得心安。拿回来后，房间里没锅没灶，二人用旧报纸烧烧就这么半生不熟地吃掉了。第二天，副连长宋正杨从留下纸条上立刻怀疑是他们，因为老职工不大会做这样的事，如果做了是不会酸溜溜的留什么纸条的，他俩的住房紧靠仓库，理所当然地成了怀疑的主要对象。当晚在全连大会上进行了批评。虽未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陆宝康干的，此事一段时间成了全队的笑柄。此后陆宝康一直闷闷不乐。
刚下乡那阵，许多知青都急于要表现自己，积极要求上进。不管是出于虔诚的信念、青春的热情或是投机的心态。总之，大气候是热情向上要革命的。当然还有部分知青懵懂混日子。但陆宝康不糊涂，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对生活的要求。对那些热情上进要革命的做法，他不认同，又不想去投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这些个人的理想同现实又存在着太大的差距。于是，在连队这个劳动集体里，陆宝康慢慢地同大家疏远了，变得不大合群。他变得忧忧寡欢起来，在集体里显得另类。每天的劳动都去，慢慢地干，没有激情，吃力了就自己休息。给人的感觉有点出工不出力。
同时，他有一个可以收听到短波的小半导体（那个时候算很不错了），晚上，他躺在床上收听国外的电台，学学英语。也许是国外电台广播的东西同他个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觉得人家讲的有道理，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想。慢慢地深陷其中，并按照广播里给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去，信封上规矩地写着：寄香港xxx信箱。信里他谈了知青生活，说是实在太苦了并留下了真实的地址和名字，还夹寄了一张半身照片（也有人说他信中要求得到经济上的帮助）。那年头这叫“收听敌台”，是一条罪名。这封信怎么可能寄的出去呢？他也太天真了，信很自然地转到了国家安全部门手里，安全部门满当回事的派人很方便地找到了他。谈话下来，觉得怎么也不象个阶级敌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知青，天真幼稚，真真是没事找事干，让他们白忙了一场。他们失望而不满地走了，临走仍下一句话：免于处分。
免于处分并不等于没事，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收听敌台的名声算是众所周知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未公开处理的坏分子。
(三）
日子就这么艰难地熬着，期间，有人通过关系、权利悄悄地走了，有人被推荐上大学很容光而幸运地走了。每一个脱离农场的人都给陆宝康带来失望和痛苦的感觉。对于这个强大的社会机器来说，陆宝康觉得自己渺小和无望。人也变的越加孤独和自闭。
对于陆宝康，同队的北京知青刘玲最近写的一本书《最后的绿岛》是这样描写的：据我所知，冯宝康（作者将姓改了）是个半疯，除了干活儿还算正常，其他一切全都疯疯癜癜，不着四六。冯宝康性格极为内向，在我影象里，这些年来好象从没听他说什么，连家长里短的闲话，他都不说。（244页）原分场保卫干事陈仲贤在《殇逝》中这样描写的：沉默，少言寡语，埋头学英语，收听境外广播，不与人交往，有时还会自言自语，自己痴笑，完全沉湎于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勐龙记忆》425页）
对于陆宝康是否精神上有病的问题，我问了潘根发，潘根发说：“没有，绝对没有。那时我们俩常交流学英语的体会，陆宝康还用英语背老三篇。”
总于有了一次机会，75年农中缺英语老师，有人提到他，场部领导也曾有打算调他去，他英语完全是自学的，当时农场里有几个人会英语呢？他觉得这沉闷到令他窒息的生活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苦了多年后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脱离单调粗重的体力劳动，可以同自己的理想搭那么一点边。他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又不会去做一点背后的工作，只是默默地等待。谁知，此事竟不了了知。我想可能与他“收听敌台”有关。反正最终没有调成。可想而知，此事给了他多大的打击，他仅有的一点小小的希望也未能满足。得知当不成老师后，他闷在房间里一个星期，竟几天不吃饭。
（四）
75年1月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上台后既大手大脚地干了起来，谁知这么一来就与文革中产生的东西发生了冲突。毛泽东不满了，他不能容忍邓小平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等人又常常告状。于是在75年11月全国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按理这最上层领导的斗争与小老百姓沾不上边，何况云南农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紧跟国家政治形势方面农场当官的一点也不落后。因为这批人本来就是靠政治斗争上去的，对政治敏感的很。于是上情下达，步步紧跟。每个连队在劳作之余均要学习报纸文章，山墙上总有大标语同中央的政治运动保持一致。陆宝康所在的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也不落后，除了大会学习外，还特别规定了每个班组写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陆宝康所在班的副班长武庭俊是一个69届的上海初中生，由于文化大革命原因，实际读书也就在小学水平。班长干活一般，写个什么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者他也懒得写，谁知道什么“左倾”、“右倾”的。于是想到了陆宝康。陆宝康虽说干活不行，但毕竟是老三届，平时不声不响但喜欢看点书。班长叫他写，陆宝康推脱不掉，于是一挥而就写了整整三张纸，写完后放在自己的箱子里，自己也忘了。在副班长的要求下，三天后贴在了进连队路边的山墙上。那么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呢？据潘根发回忆：76年初在景洪的拘留所里，潘根发突然发现了同一个连队，且是同一批去云南的陆宝康。于是又惊又喜地上前：“哎？！你怎么也进来了。”陆宝康憨笑了一下说：“我也不晓得，队里反右批邓，班里要写批判稿，班长不会写，叫我写，我不肯，他们来劝我，我就写了。我也没有写什么，只不过把我自己想法写上去，我认为邓小平也没什么错。他们就把我弄进来了。”
对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76年初的一个早上三四点钟吧。上海知青xxx懵懵懂懂的提着马灯去伙房烧早饭，当他走进伙房时，突然发现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提起马灯一看：标题是“XXX……”内容也没细看，但见下面著名是：打猫战斗队。一看到这几个字立刻把他吓得不清，谁都明白这“猫”即是那“毛”。那年头这相当于反动标语，搞不好要杀头的。于是提着马灯直往副指导员家奔去，副指导员从睡梦中被叫到现场，将大字报拿下卷起。第二天由指导员赵家才带着“罪证”向场部报告，很快就查明是陆宝康写的。事后场部保卫干事xxx去连队，拿走了作案工具：毛笔和墨汁。陆宝康被带到场部拘留。案件重大，场部立刻向总场报告，总场也觉的事情严重，于是向洲公安局汇报。最后这事直接由洲公安局出面将他押到了景洪拘留所。对于大字报的内容询问过当时保卫干事陈仲贤，据他回忆：那么多年过去，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应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像是为邓小平说好话。主要问题是出在落款“打猫战斗队”这几个字上。
几个月后，为了这一张大字报，陆宝康的判决下来了。据潘根发回忆，判决词的基本内容是：长期以来放松思想改造，思想反动，反对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方针。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邓小平鸣怨叫屈，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天安门广场事件遥向呼应。（指76年4月5号天安门广场事件）但念他是知青，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无直接联系，从宽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上报死刑，云南省高院未批准）
判决后约半个月被押送到普文劳改农场5队服刑。
(五）
普文劳改农场5队离小镇大约也就十分钟的车程。高高的围墙把6、7百名刑期在十五年以下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关在了里面。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后，西双版纳到处传说要有地震发生，人心惶惶，各单位纷纷搭防震棚。说是棚实质上就是用简易材料搭的一个人字形屋顶，下面一长排通铺，四面透空。好在这里天气热，晚上睡在棚里也不觉什么。当年我在农场时就在这样的抗震棚里睡过一段时间。劳改农场虽说关的是犯人，但关乎到生命的事同样不能马虎。5队的防震棚就搭在里面的空地上，棚顶铺的主要材料是废弃的甘蔗叶子。
76年10月3日晚上9点，全体犯人同往常一样列队集中在大操场上点名，7百来号人一个一个点过去，被点到的人大叫一声“到”。
“陆宝康”，无人回应。
按规定缺人得重头再来点起。第二次叫到陆宝康依旧无人应答。人们不满了，此时，只见陆宝康双手提着裤子没事一样从里面走出来。
“你干什么去了？”指导员埋怨地高叫着。
“我拉肚子。”陆宝康微笑地说，对此人们没法。当晚无事，象往常一样时候一到人们一个挨一个地在防震棚的通铺上睡下了。但靠近门边的一位40来岁的犯人却没有睡，他的铺同陆宝康的铺位相差大约有７、８米远。这看去不声不响的犯人对陆宝康今晚的表现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隐约有一种预感，觉得可能会出什么事。他从心里巴望出事，他想立功。他蜷伏在床上，假装睡觉，耐心地等待着。
76年10月4日凌晨2点半左右，夜空里一片寂静。通铺上犯人都睡的死死的，惟有那中年犯人依旧眯虚着眼睛等待着。
此时陆宝康从床上爬起来了，他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赤脚下床。他从通铺下面地上这一侧爬到通铺的那一侧。中年犯人看到了这一切，也悄悄地下床跟了过去。
爬到对面后陆宝康站了起来，防震棚的斜屋檐只到他的胸口高度，广漫的天空上星星闪烁。陆宝康伸手在枯草般的斜屋面上点火，火慢慢地燎过了甘蔗叶的须毛，可能是夜空中有潮湿的雾气影响，火并未串起，一会又熄了。严格来说他只是作了点火的尝试。
陆宝康看着这一点一点慢慢燃烧的微微的火苗，我不知道他此刻想什么，他也许觉得自己很怨，积压在心中的怨气需要这样的发泄。也许他只是一次梦游，谁知道呢？
突然陆宝康觉得脑袋被后面的人狠狠地打了一下，接下来是拳脚齐上，中年犯人一边打一边大声叫唤。陆宝康倒在地上，又有犯人冲上来施展拳脚，整个工棚内顿时乱作一团。
突然爆发出强烈的骚动声惊动了岗亭。看守立刻将探照灯打开，耀眼的白色的光束从高高的小塔楼上直射下来。所有的犯人们都被惊醒，军人们荷枪实弹，管教人员拿着钥匙慌忙打开铁门冲了进来，其余犯人看热闹似的也跟随其后。
狭小凌乱的防震棚里，几个壮汉正在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
“干什么，干什么，都别动！”指导员大声吼道。
“报告指导员，这狗日的放火烧房子。”中年犯人抬起一张古铜色地脸得意地说。
持枪军人列队冲了进来，所有犯人被赶到二边。
“拉起来！”指导员严厉地叫着。
躺倒在地陆宝康被几个犯人拖起：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脸上已是青一块紫一块，眼角肿起，鼻孔流血，赤膊的上身黏着血迹和灰土，下身只穿一条短裤，赤脚。也许是被几个一涌而上的犯人打蒙了，他没说一句话。
“陆宝康？”指导员心里念着他的名字。
“哪里烧的火？”人们纷纷问，因为这里没有看到被烧过火的迹象。
“在这点。”中年犯人自豪地领着大家钻到防震棚的外侧，在离檐口大约一米处的斜坡位置处，人们看到了大约有面盆底大小的一块屋面呈微焦糊状。
指导员板着脸回到工棚对着陆宝康大声吼到：“给我铐起来！”
看守军人立刻给陆宝康手腕铐了一副手铐，在手臂上又加了一副手铐，脚上铐了一副１２公斤重的脚链。然后将陆宝康推搡到大门右侧的紧闭室里。
禁闭室是一个宽1米2，长2米，高1米5（包括混凝土顶板）的大石块砌“房子”。房子阴暗潮湿，墙壁的石头面上粘着一块块绿色的青苔。里面仅有一长块高出地面大约２0公分的台阶算是“床”。没有被子，只能和衣而睡。旁边是一个无盖的木粪桶。禁闭室共有二道门，里面一道是木门，木门上仅开有一个小圆孔，圆孔小的连一个碗都伸不进去，（那时的碗是一种搪瓷碗，形状象小盆，不象现在城里人吃饭的那种小碗）外面再加一道上了锁的由铁管和铁条做成的门。
防震棚里人们还未散去，只听到中年犯人在夸夸自吹：“我早就知道这小子要不干好事，我一直没睡在注意他，果然半夜里见他起来，从床底钻出去……。”
此时离陆宝康关进来也就半年多时间。
（六)
76年10月4日陆宝康被关进禁闭室，三天以后，“四人帮”倒台，这标志着文革以来推行极左一套的做法有望结束。然而，事实上社会的列车依旧在原有的轨道上惯性地向前冲。因此，陆宝康的命运毫无改变的迹象。
在禁闭室这狭小的空间里，陆宝康不能站立，只能蜷缩在一边或和衣躺在水泥地上。吃饭时，自会有人从门上圆洞里送进来，而排泄就在里面的一个木桶里，满了，由陆宝康本人把它拉到厕所里倒掉。由于长时间关押，陆宝康连这木桶都拖不动，每次都需要其他人帮助。人们嫌他，都不愿帮他。夜里他就倒在这水泥床上，无盖无垫，也没灯。如果说它是“室”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洞”更贴切。这期间无人来探望他，他的上海亲人在几千公里之外。只有潘根发过段时间从木门小洞口里扔二包烟进去。
77年4月8号，既陆宝康在“洞”里关了约半年时，普文劳改农场5队的大门口开来了二部车，一辆是解放牌带蓬卡车，车斗二侧站立着荷枪实弹的二排军人，约15、6人。另一辆是西双版纳洲公安局的吉普车，车里坐的是洲公安局予审科副科长和二名警官。车子就停在大门左侧。
指导员派人打开禁闭室门，陆宝康被提了出来，他的细细如干柴的手腕上拷了一副手铐，脚上是脚链。此时的他长发披肩，胡子长到胸口，皮肤白的有点透明，身上散发出酸臭味，弱不禁风。照潘根发的形容：活象个鸦片鬼。
指导员叫来会理发的犯人几下就将陆宝康剃成了一个光头。
禁闭室里有一个簿板箱子，那是陆宝康当年下乡时在上海凭证明买的，里面装着他下乡七年多的财产：几件衣服和一些自学英文的书，还有几本范文谰的中国通史。既然离开禁闭室，箱子当然要带走。箱子大概有二十多斤重吧，陆宝康一人无法搬，由潘根发同他二人各抬一边，箱子上放着是他吃饭用的搪瓷碗和调羹。
靠近大门处地面有一个大约60公分高差，陆宝康无力抬上去，箱子碰到台阶，碗晃动着掉下被潘根发接住。调羹掉到地上，陆宝康要去检，潘根发急了：“撤娘的，头都没了，还要什么狗屁调羹。”潘根发一看来头和腔势就知道不好，完了，“板敲洞”（上海话，肯定枪毙）。陆宝康则没一点感觉，他哪里知道没几天活呢？要知道还要箱子干什么呢？他以为转地方。对潘根发的话，由于陆宝康生过中耳炎，也没听清。
看着陆宝康的那木木的神态，一个生命快到尽头的人竟一点不知。作为一同去农场的知青，潘根发心里很不好受。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潘根发谈及当时的情景，感情依旧有点激动。
陆宝康被人扔上了汽车，跌坐在车斗中间，面朝车尾，两边是站立的雄姿勃勃的持枪军人。陆宝康艰难地、神情恍惚地举起一只带着手铐的细细的手，对着潘根发腼腆一笑，轻柔地说：“小潘，再会了。”此时潘根发不顾军人的阻拦，一把拉住车拦板说：“小陆，再会，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你了，你放心，你借给我的书（范文谰：中国通史第三册）我一定会送到你家里。”
5天之后，既77年4月12日，陆宝康在景洪郊区三塔山被执行死刑。罪名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纪念被关进监狱一周年，放火烧监狱。
三天后，4月15日是西双版纳傣族人的泼水节，景洪街上到处可见欢度节日泼水欢笑的人们，象角鼓那稳稳地节奏彻夜回响。而八年前那举着红旗一路高歌的“阳光男孩”，三天前已脸朝地永远地倒在了这片他不爱又无法逃离的红土地上了。
知青分散在各个大山凹里，没人传达这个信息，看来也没必要让知青知道，死就死了呗，不就死个人吗？这样的人被枪毙太正常了。知青们也自顾不暇，各人都为自己将来担忧，想回城的不满情绪在酝酿着。
普文劳改农场里，指导员用云南话在大会上说：“都给我听好了，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和政府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是没有出路的，陆宝康都知道吧，枪毙了！枪毙那天我去了吗，怎么样？照样尿啦、屎啦都下来了。”
我相信指导员没有瞎说，如果是这样，只是说明陆宝康不想死，怕死，死亡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想活，他才26岁……。
后记：
1.本文主要采访人潘根发，上海知青，1968年12月到农场，分在东风农场一分场四队，７１年３月调到一分场工程连。76年与陆宝康同在普文劳改农场5队。现住在上海闸北区。2007年5月16日晚第一次采访，地点在叶铁淳家。参加人有：叶铁淳、周公正、曹明理、王亚锐、潘根发、王强。2007年7月第二次采访，人员同上，地点在华灵路，渝味餐馆2楼包房。
2.对于枪毙人地方，我问了原15分场保卫干事老杨（退伍兵，上海知青顾秀珍爱人），老杨用浓浓的云南话说：“晓得，以前都在三塔山”。我弄不清楚三塔山在景洪郊区那一边，我想这地方现在肯定不会再枪毙人了，搞不定已开发成旅游景点也晓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