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一张死亡名单，以慰藉那些死于一九六一年冬的不安的灵魂。这是和我一同劳教的十个右派青年。当年我还是一个青年人，而他们比我更年轻，他们都是纯洁的大学生。但是他们都因饥饿死于劳改农场，有的死得极为悲惨，像清华大学的学生郭道宏，就是“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他的死，当时被当作“反抗政府的下场”来“警告”所有在饥饿中挣扎的劳教分子们，强迫我们忍受、驯服。我的良心告诫我，不要忘记他们，只要我还活在人间。
我却是幸存者。所有活过来的右派都是幸存者。到了一九六二年，虽然我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而面孔又都肿得圆圆的，虽然我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们呼吸到了春天的空气。我们终于熬过了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多么凄怆多么可怕的冬天啊。
那是死亡的冬天。饥饿使人全身浮肿，而后夺走人的生命。在那么大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谁也不会去关注那每天夜里被匆匆抬走的死者叫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
灾难最先降临到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的头上，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像戴着“胡风分子”帽子由电影局送去劳改的老演员黄若海，戴着“历反”帽子由北京人艺送去劳改的老演员戴涯，还有我在儿童时代就认识的桂林“新中国剧社”的老艺术家姚平，也戴着右派帽子在农场劳教，他们都在这个冬天静悄悄地死去了。
但是更压迫着我的心灵，使我悲哀和痛惜不已的，是一群如花年华，本应享有美丽人生的年轻学子，竟一个个在饥饿中痛苦地结束了生命。为了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再有他们的悲惨遭遇，我有责任把我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几张公安局当年内部登记的死亡名单抄录下来，留给未来。
一、郭道宏25岁四川隆昌人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1953年考入）
右派罪行：他辱骂领袖，说“人都是自私的，毛主席也不例外”，“党员有党性，没有个性”。他说，“党不能领导一切，党要退出科学艺术部门”，“现在的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统治一样，有圣经、等级制度统治，是黑暗的。”
61年12月12日，他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即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二、姚有余21岁浙江吴兴人北京工业学院学生
右派罪行：整风中他说“党天下是客观存在，胡风问题、肃反运动在法律面前是说不通的。”1958年1月9日中午，同学在饭厅广播他上述右派言论，他大怒，当即摔了两个碗遂往外跑，同学们阻挡他，被他打了二人，用脚踢了一人。态度顽抗，坚不低头认罪，定为极右分子。
突因腹痛死于清河农场，埋葬在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三、谢继先23岁河南灵宝人北京矿业学院学生
1960年12月31日8时半体弱死亡，埋“584”西公墓13排4号。
四、黄恩孝23岁江苏江浦人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物理系气象专业。
右派罪行：整风时说，“阴毒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民主自由看不顺眼，一方面不报道民主运动的情况，一方面有意识消灭民主运动。”
1961年2月11日重度消瘦死亡，埋584公墓166号。
五、张行陶24岁江苏海门人清华大学学生
右派罪行：贴大字报要公审肃反干部，“组织法庭公审犯有逼死同学罪行的直接负责者”。鸣放会上书面发言“党员是踏着别人脑袋做垫脚在向上爬”。煽动群众鸣放取消班上党团领导。
1960年11月29日晚心脏病死埋福田村南盐场地公墓
六、朱祖勋22岁浙江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
右派罪行：诬蔑党是特权阶级宗派集团。
1961年3月15日晚7时腹痛死亡葬584西公墓17排9号
七、李国光26岁上海人外国语学院学生，下放第三通用机械厂劳动
1960年10月5日12时急性心力衰竭死亡葬于家岭公墓四排6号。
八、蔡季25岁山东梁山县人1953年10月入清华大学
右派罪行：1958年送城子矿监督劳动，在矿上公开扬言：我是大学生，我不是右派。1959年12月将一个价值30元的地滚铜套偷走，卖得人民币一元多，被抓获，送劳动教养。
1960年12月14日体衰，死于胃病。
九、董恭裕29岁浙江衢州人解放军第三坦克学校政治系教员
右派罪行：鸣放时期说“肃反后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肃反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诬蔑政治主任是“缺乏起码人道主义精神，变相的国民党作风”。
1960年7月29日晨6时心力衰竭，死亡。葬于家岭西村南公墓。
十、许雨铭27岁福建安同人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到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
右派罪行：对党怀有刻骨仇恨，听到同学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时，要把歌词改为“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学习会上说：“现在生活这么苦，劳动这样紧张，真正体会到了苦战的苦，原以为苦战三年后可松口气，现在指标修改就拖长了。”
消瘦浮肿1961年1月27日晚死亡（清河三分场，埋于北砖窑63号）
我只想说一句，这些表格上登记的都是他们死亡时的年龄，如果往前推算一下，人们就会叹息，他们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是多么年轻，有的还是一个孩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