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多年观赏清末照片，当笔者看到这张照片及其说明时，直觉得不对劲。四人中间两人，分明是满清大员。在武昌暴动的日子里，操北方口音的人被疑为满人被杀者不少，何人还敢头带满清官帽？遑论是“起义军中枢人物”！再者，被指为黎氏的右起第一人未有口髭，甚至长有黎元洪不具有的颧骨，总之与黎氏判若二人。
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大型历史照片图册《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一位美国摄影师的纪录》，集五百余幅由美国人施塔福拍摄或保存的近代中国老照片，是十分珍贵与罕见的老照片集。由于直接由原照片制版，清晰度较高。
图册中的这帧非常抢眼而罕见的照片，因与辛亥革命挂钩，而显得极为重要。照片背景是操作中的炮兵，前景是四位男子，左、右各为军人，中间是两位清官吏装束的要人。照片的说明词为：“黎元洪及参谋在战场指挥炮兵作战。此照为《大陆报》记者丁格尔摄，在当时以‘真正的新闻照’闻名于新闻界。照片反映了正在工作的起义军中枢人物。黎元洪站在右边，手捧一份急件。”此照在图册中的位置是在武昌起义一章内，作为义军的现场新闻照介绍给读者。
笔者因多年观赏清末照片，看到这张照片及其说明就觉得不对劲。四人中间两人，分明是满清大员。在武昌暴动的日子里，操北方口音的人被疑为满人被杀者不少，何人还敢头带满清官帽？遑论是“起义军中枢人物”！
第二个疑问是，黎元洪在辛亥年，甚至再早数年，留下的照片都留着口髭，而被指为黎氏的右起第一人未有口髭，甚至长有黎元洪不具有的颧骨，总之与黎氏判若二人。
接下来的疑问是这位所谓的黎元洪，头上的新式军帽帽顶上方有一个“蒂”，这个“蒂”，是第一代清末新军欧式军服的军帽上所特有的。新军的军服与军帽式样，从1905年启用至1911年清亡，有过三次变动。变动最大的是1911年春。改制后的军帽上不仅没有“蒂”（第二次变动时已取消了），而且帽章大为缩小，另统一佩带“宽同领高”的领章与肩章以区分军阶，取消从前以袖章区分军阶的方式。
此照上的两位军人，明显未有任何1911年春改制后的着装痕迹。相反，除了老式军帽的“蒂”之外，领口没有领章，袖口则有上等官阶的三道杠。帽徽亦是老式的双龙宝珠，而非1911年颁行的红蓝黄三圈小帽章。
从人物之从容，以及“黎元洪”左臂上的白袖章来看，都是似在演习现场，而非实战战场。否则与军队位置相比较，这四位“中枢”岂非成为敌方的靶子？
据此推测，此照当摄于清军某次秋操的现场。时间当在1905年至1910年之间，较大可能是在1908年前后。
由于没有找到丁格尔的较详细资料，我把这一质疑压下了，一放两三年。
最近又看到更多的新军照片，佐证了我的判断。尤其是我忽然认出左侧的军人，应是荫昌无疑，荫昌在清末民初是著名的军界人物，其相貌也十分独特，尤其是两撇摹仿德式的口髭向两颊翘起。
那么中间的两位满洲大员呢？比照手头的相片资料，与年长（左二）那位相似者，职位相称的有两人：端方与徐世昌。端方的档案照比较慈祥，没有此照中人的凶狠相。徐世昌更与之相近，但徐世昌从1906年起调长巡警部门，后又任东三省总督，只有1905年与1906年上半年有机会参与军演。
最后的结论，是荫昌的传记给出的。
我在检阅《民国人物小传》（刘绍唐主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第八册〈荫昌〉篇中读到如下记载：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清廷厘定京官制，改兵部为陆军部，任铁良（宝臣）为陆军部尚书，荫昌为右侍郎，……三十四年八月，奉派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午桥）为阅兵大臣，校阅两湖、江南两军太湖陆军秋操，同月廷命以陆军右侍郎继孙宝琦（慕韩）再度出使德国。
“三十四年”正是1908年。荫昌简历一般只提他出使德国，一度使我以为他没有机会如照片所示出席国内的陆军秋操。此记载说明了一切。
如果以上推断成立，那么左一为荫昌，左二为端方，时在1908年太湖秋操。左三年少气盛者尚无从考证，应是满人新贵之一。“黎元洪”则待考，但决无可能摄于1911年秋武昌起义之时。
讽刺的是，镇压武昌起义的总指挥正是时任清廷陆军部长的荫昌。
丁格尔拍摄倒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的照片说明（从文风看很像译自英文）是如何写成的，为何出了这么大的错，则也是值得再去查查的。
关于清末新军的军服，以及民初的军服，迄今没有专著问世。只有散见的资料。笔者记忆中，沈阳的图书馆里藏有1905年清陆军服帽章记图说。北京一档自然也有。在军事科学院则曾查阅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陆军服帽章记以及民元的资料。
金城出版社2005年版徐平、徐海燕编绘的《中国百年军服》首次涉及这一领域，但不详尽，亦有错处。最大的错误是将日军官兵合影当作中国军人用在该书封面上了！其实很易区别：同样使用竖式肩章的民国初年陆军，其领章外侧是凸尖角，而日军的领章外侧是凹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