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向欧洲小国马其顿无偿赠送校车23部，每车载量35人。
一部载量9人的校车，被塞进64人，与一部运煤车相撞后，导致21人死亡，其中19名为儿童。这是发生在甘肃省庆阳市的一幕惨剧，时间为2011年11月16日。而9天后，11月25日，中国政府向欧洲小国马其顿无偿赠送校车23部，每车载量35人。
消息传出，舆论沸腾。中国网友痛批政府：“宁赠外邦，不予家奴。”“别国孩子在笑，中国孩子在哭。”“打肿脸充胖子，把疮疤当光荣花。”“外交部”是“援交部”……
面对汹涌民怨，中共官场的反应，令人玩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本正经地解释：向马其顿赠送校车，是根据2011年初达成的援助协议；中国也接受过外国援助，包括马其顿曾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对中国的援助；对外援助，是中国国际责任的体现。
这番外交辞令的原意是：明知中国严重缺乏校车、校车血祸不断（仅过去两个月，就在山西、甘肃、辽宁三省发生校车事故），中国政府仍大笔一挥，签下协议，把宽敞高质的校车优先赠送外国人、优先保障外国学生的安全。
2008 年，四川创下9级大地震记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为中国提供过援助，中国政府是否据此一一回馈？单说北朝鲜，从未援助过中国，中共却为它提供大量援助，将中国90％的外援粮供给北朝鲜，并供给该国70％的燃料。撇开马其顿一案不提，中共长期、大量和无偿援助北朝鲜等独裁政权，哪里是基于对方援助的“回赠”？完全出于政治需求，发放政治援助，慷国家之慨。
中南海声称，向他国赠送校车，体现“国际责任”，等于承认，中共无意承担本国责任，不在乎中国学生有没有校车，更不在乎中国校车超载、事故频发、伤亡惨重的不堪现状。
人大代表、湖北教授周洪宇，曾于2010年“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教育部官员给予否定的答复：为全国小学和幼儿园提供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每年运行、维护费用1500亿。费用太大，政府负担不起。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有一笔“三公费用”，比维稳费和军费都高，即中共官员公费用车、公费吃喝、公费出国，每年耗费9000亿。只要省下其中的三分之一，或者，省下其中的一笔，比如4000亿的官员用车费，都足以为全国小学和幼儿园配齐优质校车。
教育部官员的意思：宁愿让官场挥金如土、竭尽排场与享乐，也不让学童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连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都说：“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针对甘肃校车惨祸，中共总理温家宝表示：“一些地方近来连续出现重大校车安全事故，让我感到很不安”；“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要让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
这番表白，话中有话：如果不是因为民怨沸腾，温家宝还不会“感到不安”；如果不是因为甘肃校车惨祸被网民热炒，这个执政了62年的政府，竟还没有想到过要制订《校车安全条例》；“安全的流动校舍”，多么优美的遣词造句！可惜，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小国、穷国都早已拥有完备而安全的校车体系的时候，号称 “崛起”、“强大”和“盛世”的中国，居然还没有建立起最起码的校车体系，中国大部分地方，甚至连“校车”的概念都没有。
舆论沸腾之际，以阴阳怪气著称的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又出来打圆场，一边奉劝中国网民：“舆论的自我克制也是必须发生的，”一边自说自话：“中国的现实一定会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淘汰：淘汰改革动作迟缓的官员，和将那些用激进口号制造社会不切实际幻想的‘舆论积极分子’边缘化。”
《环球时报》豢养了一批睁眼说瞎话的老手，他们明明知道，在现行体制下，“改革动作迟缓的官员”不仅不会被淘汰，还稳坐钓鱼台，比如胡锦涛和新“四人帮”。至于“激进”一词，最好送给薄熙来们，时至二十一世纪，还强行推广唱红歌、读红宝书，制造“全国山河一片红”、幻想文革重演。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激进”的人物和场景吗？
在一轮接一轮的舆论角力中，中国民意的大方向，倒是将《环球时报》及其酸腐的御用文人们，一轮又一轮地边缘化，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客观演进。不信，且到拥有5亿网民、3亿微博用户的中国网络上统计一下，这个《环球时报》，受的追捧多？还是挨的臭骂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