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草原，十几只鬣狗在围堵一只羚羊，羚羊左冲右撞想跑回自己的群落，但离它近的羚羊只是慌张逃散，当喉咙被利齿撕裂的声音传进耳膜，最后一声“咩”叫声已听不见了。其它的同伴只是呆立几分钟，确信自己没危险了，便低下头安然的吃起草来，好像一切真没发生。这是非洲大陆每时每刻在发生的事。只是捕猎者可以是狮子、豹子、鳄鱼……而被捕猎者：角马、斑马、野牛……捕猎者通常几只或十几只，而被捕者通常几十只、上百只甚至上万只，当角马和斑马为草迁移时，数量多达150万只。不过汇聚好像只是在给捕猎者汇聚午餐。
抗战时，经常出现七八个日本兵，占领中国一个县城，雇几个二鬼子，插一面太阳旗，好像我们中国的县城就归天皇陛下了。有时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谈及此事，有人喜欢总结说：一个县城咋说都有几万、几十万人口，每人撒泡尿，都能把那几个鬼子淹死，中国人就是奴性太强了。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有血性、为民请命的人。我认为主要是缺乏有效集体组织。小时候，我和一些长辈们出去打过野兔，不知到现在还有多少人，见过、记得那种火枪，一根竹竿子高，用类似于军用干粮袋装弹药：一袋子装火药，一袋子装铁沙，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背了4个袋子，实际就是背了两颗子弹，而且浪费时间装填麻烦，所以那时候的猎人，枪法很准。如不然，当你装好第二枪的时候，野猪、野兔早都溜回家洗洗睡了。中国当时落后，所以这种火枪很普遍。
假设，只是假设，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还是再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人能有效组织几十个有火枪的人，对着七八个鬼子一通放，我就不信七八个鬼子，能占领一座城？
十几只鬣狗对羚羊群，七八个鬼子对一县城民众，你发现的是数量多的没有集体，数量少的反而有集体，集体和个体刹那间微妙转换。
现实中，你一个人面对电脑，想知道的看不了，想说的说不了，你都不知道五毛、网络警察躲在哪嘲笑，你除了想砸键盘，真不知道5亿网民都在哪里恨着；农民工的力量可以建起城市最高的大厦，建起转着都头晕的高架桥，可是个人的安危，孩子的上学都解决不了，这时他们的力量到哪里去了；当城管揪着一个小商贩殴打时，刚才还摆摊成集的商贩们又在哪里……
法国的托克维尔1831年跑到美国游历，当时就预言：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对美国多方面先进性做了总结，其中一条就是集体结社的总结：“在社会上，个体都是软弱与孤立的，因此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结社是弱小的公民个体联合起来对抗专制，捍卫自由的重要手段，社会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贵族在贵族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结社中个体的心智得到锻炼和提高，心里变得开阔，理解力能发展，结社把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背景拉出来，互相学习，消除隔阂。”
慈禧，我们认为是阴毒恶极的老刁婆，人家都把集体结社搞明白了，1908年，她在《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而且她的一般性结社根本不需要登记，这才使中国改良和革命都有了可能，只可惜中国人选择了革命。
一个先进的党，没上台前，天天喊为民众争取言论、结社自由，六十多年过去了，谁能说中国是公民社会。放眼过去到处是羔羊和蛮横：小悦悦走了；坐校车的孩童走了；克拉玛依演出的学生走了；吃奶粉的婴儿走了；中国的未来走了。不是说让领导先走吗？一次一次，羚羊的幼羔被鬣狗叼走，可以说是“自然法则”，难道我们也适用“自然法则”？祖国是什么？祖国是羊圈？
中国有一批消极自由知识分子，因为法国大革命，因为纳粹法西斯，因为社会主义实验，因为文革，对任何的集体形式都有一种恐惧，对民主对结社，他们总爱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容易出现以众暴寡。这种思维其实就是工具有毛病就可以抛弃工具，忘记了没有强制，工具是可以修正的。
网上，五毛总爱说一句：既然这不好那不好，你们可以移民呀。同时，我们再看朝鲜的军官对移交的脱北者是咋说的：难道吃饱饭比爱国更重要吗？随后就是对“叛徒”的枪决。你看中国的五毛都在“进步”，并没有把集体中的自由退出当“叛徒”看。
白岩松2007年春天曾带领《东方时空》摄制组前往日本采访，推出了《岩松看日本》系列报道，当时一个民调让我大吃一惊，经过粗制滥造抗日电影、电视剧的狂轰乱炸，认为理性看待日本的还是占大多数。民主本身也在成长。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只要拥有自由对话，人们结社最终都是为解决问题的，没人结社就是为杀人放火、打砸抢的。成熟广泛的结社不仅是公民个体和政府互动的纽带，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解决专制，早醒人的喊话只是前提，民众结社才是结果。否则，我们只能看见越来越多的访民，躺在路边的长椅上；睡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仰望星空……
分享一段励志的话：在非洲，如果见到羚羊在奔逃，那一定是狮子来了；如果见到狮子在躲避，那一定是象群发怒了；如果见到成百上千的狮子和大象集体逃命的景象，那是蚂蚁军团来了。
与蚁民、屁民、羊民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