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日本国民素质 中国还需百年
1960年代后日本逐渐建立了今天在世界的国家形象（引自林泉忠讲义《现代亚洲论》）
今年3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史上最强烈的地震和浪高15米的海啸后，世人透过电视画面看到的灾民不是呼天抢地、不是纷纷去抢救灾物资，更不是趁灾抢劫，而是处变不惊、秩序井然地面对瞬间来临的天灾。灾难中日本人所自然表露出的自我管理能力，连近年饱受风灾的美国人也都自叹不如。
笔者今年9月在北京与旅日前辈学者马成三教授茶聚时谈到何时中国人的素质才能赶上日本，笔者提出“百年论”，马教授则感慨“至少要300年”。或许有些夸张，但究竟日本是如何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成为亚洲与世界典范，着实值得研究。
其实，日本社会的道德教育，源自中国范鋐所作的儒家著作《六谕衍义》。“六谕”是明太祖颁布的教化民众的教育经典，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6方 面。《六谕衍义》后经琉球传至日本，成为江户时期广为普及的道德课本。进入近代以后，“六谕”的主要内容贯穿在《教育敕语》之中。二战后，日本社会结合民主机制重塑了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六谕衍义》中的传统道德、修身的相关内涵，仍在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被传承下来。日本的电视剧中，也能觉出 浓浓的传统道德味道。这是只看到日本“脱亚入欧”一面的学者，一味鼓吹抛弃“旧道德”的学者，所忽略的一个事实。
道德观念与自律能力当然不是靠刻板的说教塑造的，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譬如，日本的街道最干净，但垃圾桶很少，如果遇到周围没有垃圾箱，大家都会自动自觉把垃圾带回家丢。
今日论“文化兴国”，主轴是如何型塑与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其重点在于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并让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向世界。而在这两方面，毋庸置疑，百年后的今天，日本仍是最佳的良师。
自从党的17届六中全会提出呼吁后，“文化体制改革”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茶余饭后的谈资。观察近期坊间的讨论，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我们国家正面临沉重的文化危机，同時领悟到“经济兴国”后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文化兴国”。
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跨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力量也位居世界前三名，然而“文化软实力”却远远跟不上。虽然中国因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人口只有中国3.5%的韩国；此外，虽然中国人变得有钱了，然而国人并没有因此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的敬重。六中全会期间发生的佛山“小悦悦事件”的新闻传遍世界，也让国人颜面无光。
日本在世界的国家形象
从提振“文化软实力”到“文化兴国”，应是这次“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其中包括两大课题：一、重建社会道德、提升国民素质；二、大兴文化产业，提高国家的柔性影响力。在这两方面，笔者以为不妨重走“以日为师”的道路。
或许会有许多年轻人不解，今日中日国力已发生逆转，为何仍要以“小日本”为师？其实，看看在今年3月世纪大地震时日本人的表现，再看看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日本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发祥于日本的流行文化如何席卷全球的数据，就不难明白笔者主张的依据了。
自2006年开始，美国《时代》周刊在56个国家进行的“国家形象”调查显示，日本连续5年稳居世界榜首，中国排在第五，落后于第三的新加坡。此外，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在27个国家调查被访者对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17国的观感，日本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对世界的正面影响力”方面排在第二至第四位，在亚洲国家中居首。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国认为日本对世界具正面影响的比例为57%，负面的则有20%；认为中国正面的有44%，负面的也有38%，尤其是世界13个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一律负面多过正面。另外，由位于悉尼的“经济和平研究所”主持的“世界和平指数”排名，在153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连续两年排名第三，中国则远远落后，排在第80。
虽然日本在经济上“失去了20年”，但当今的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社会最稳定的国家。我国在过去10年来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其实日本在这方面是先行者。旅居日本二十年，笔者没看过日本人当街打架，即使口角也极爲罕见。笔者在东京餐厅用自助餐，离开座位时可以安心地把手机和照相机放在桌上；在冲绳沙滩游泳时，不会担心回来时放在沙滩席上的背包会不翼而飞。
源自于中国的道德教科书《六谕衍义》三百年来在日本广泛普及 引领世界潮流的日本文创产业
日本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另一成就，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席卷亚洲、影响遍及全球的文化创意产业。
日本文创产业中，在世界范围影响最广的，非动漫产业莫属。动画是日本第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达到5844亿日元（约76亿美元，2007年），漫画则达5232亿日元（约68亿美元，2003年），动画和漫画的人物造型等相关商品总值则高达2万亿日元（约260亿美元）。在世界市场占有率方面，日本动漫近年来一直占了6成，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动漫王国。而在中国放映的动漫中，日本制作的也占了八成（国产包括港台只占一成，2003年）。此外，日本生产的大小游戏机在2003年也达到14575亿日元（约190亿美元），著名厂家任天堂的名号更在英语世界成为游戏机的代名词。
动漫、游戏机之外，日本还向世人推出不少文化产品，并每每引领世界潮流。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卡拉OK（KTV），如今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大头贴”（1995年后流行）、电子宠物机（1996年后流行），曾经风靡一时。而村上春树的小说，在《挪威的森林》（1987年）出版后，每部作品都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已在世界范围形成“村上春树现象”，另一名作家村上龙的作品也风行全世界。
被翻译成世界多国语言的日本动漫《千与千寻》（引自林泉忠讲义《现代亚洲论》）
日本文化影响世界的另一股力量出现在建筑与时装等设计方面。除了早期的丹下健三、槇文彦、森英恵外，多年来也出现了安藤忠雄、原研哉、隈研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渡边淳弥、永泽阳一、皆川明等一大批屡获国际大奖的新锐设计师。他们的作品造型简练精致，既能返朴归真，又能天马行空，因而成为世界设计界瞩目的宠儿。
如今北京等地的街上都已出现许多“寿司”小推车，而事实上作为流行标志的“酷日本”在亚洲乃至欧美社会的渗透已成功扩大到拉面、生鱼片、绿茶食品，也扩大到对茶道、花道等其他日本传统生活文化的关注。《非诚勿扰》热潮后，“泡汤”、赏雪、赏樱、赏红叶也已成为到日本旅游的卖点。
不可否认，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日本文化的创造力也面临衰竭的危机，在《阿凡达》、苹果系列智能产品面前一度败下阵来，但一个勇于挑战、富于创新的民族，是不会甘于长久处于追随者位置的。何况，日本文创产业也还有足够的老本可以吃。
“村上春树”现象（引自林泉忠讲义《现代亚洲论》）
百年后的今天再走“以日为师”的道路
中国曾经位于世界文化软实力的顶峰，不仅在东亚地区形成“儒学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也曾对欧洲造成冲击。昔日大唐盛世，超过50个国家的年轻精英云集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长安，期待国家升级的日本也不甘示弱，前后200年间成千上万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大量吸收大唐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如今世人了解的日本传统文化，大多源自奈良时期，而奈良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复制品。
到了近代，当欧洲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之际，晚清的中国仍固步自封，日本却能临危警醒，经过明治维新，终于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一哥”。甲午一役，中国人终于醒悟，“以日为师”成为当时年轻精英的口号。
在晚清封建专制的压制下，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纷纷选择流亡日本，而负笈东洋的其他革命活动家及后来的国民党人包括陈天华、邹容、秋瑾、廖仲恺、胡汉民、章士釗、汪精卫、阎锡山、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白崇禧等，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釗、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来都曾留学日本。鲁迅、钱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等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指标性人物或后来留学日本的文化精 英。
百年前的中国精英提倡“以日为师”（引自林泉忠讲义《东亚国际关系史》）
在经历了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化和二战后的经济强国化，日本稳坐东亚“一哥”宝座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不过，近年来中国在军事与经济实力方面，已迎头赶上日本。然而，在渗透力更为持久的“文化软实力”方面，尤其是提高国民素质与推动文化产业方面，百年后的今天，仍应如邓小平生前常说的，“向日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