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关注的乌坎驱赶党村官的小起义，很有可能演变为中国农村自治的大革命。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妇女代表联合会”百日管理，已创共和自治模式。这充分证明，中共是乡村罪恶和乱局之源。回归传统，中共即刻死亡。
2011年9月22日，因警察进村镇压，乌坎村民自卫还击，推倒警车，赶跑中共村党委、村委会，自发地得到村政权，乌坎村已经实施共和自治115天。时至今日，乌坎村还在村民手里，成为中共1950年以来第一个失地。12月11日一千名中共警察试图夺回乌坎村控制权，凌晨四点半左右，五千多广东乌坎村村民拿起棍棒、农具把守村口形成对峙。村民自发悼念薛锦波，矢言要讨回公道。
中共官员原来可以被赶走。马克姆‧摩尔周三对BBC表示：“这次所有村里的官员和警察都被村民赶出了村子。我们今天去了村里的警察局，这是在村边的一座三层高大楼。很大的警察局空空荡荡，大门上锁，门上贴着死去村民的照片。”乌坎村这100多天没有刑事案件。中国乡村不需要中共统治，根本不需要党政府。
汉唐以来至民国，两千年来皇权和政权都是不下县的，每个村庄的家庭都由父母管理：男主外劳作养家糊口，女主内纺织生儿育女。只要男女各司其职，日子很幸福。当然这是儒道佛三教文化传统下的相对的幸福：知足常乐。党文化洗脑者情不自禁地想否定这些他听来难受的事，让我们看通过Google看中国古代官民比例的五组数字：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中华民国在大陆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对比今天官民比例1：30人（据说陕西省黄龙县是1：9人），可真是“幸福”啊。
中共生怕中国人发现不幸福，通过各级造假编造GDP总值世界最高的谎言。然而通过搜索这又是胡说。其实20世纪日本发起侵略中国的20-30年代的战争时期，1930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其实约为日本的45%，远远高于今天的10%；1950年，经过侵略战争和内战的摧残，中国人均实质GDP缩水为日本的33%，也就是说20年战争动荡，中国人均实质GDP相对日本缩小了约10%以上，但仍然是今天水平的3倍……直到1980年为止，中国人均实质GDP相对日本急速缩水为日本的11%！经过这30年的“伟大建设”，同比缩水约2/3以上。
显而易见，中国在乡镇自治传统没有被破坏时，幸福指数和经济指标都比现在好。是中共彭湃、毛泽东们引自苏联的农民苏维埃运动破坏了这种自然的幸福状态。中国国民党蒋中正先生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清党清除了广东海陆丰首发的农民苏维埃红祸暴乱，在广东农村和广州城市恢复了正常的政府管县市，乡绅自治的秩序。不用挠脑袋就知道：农村多出那么多流氓官员养着，就是花钱卖人祸。
可叹：20世纪上半个世纪，日军从侵略中国东北到侵略全国，等于把中国华北和江浙大部分农村地区变相送给了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从沙俄到苏俄（苏联）侵略中国，拉拢国民党抚养共产党，等于是在日本削弱中华民国军事经济力量之后，把大陆地区腾给共产党。美国政府糊涂地抛弃了蒋中正政府，中共1950年发动土改、镇反运动首先牢牢掌控农村，才有文革、迫害法轮功到如今62年。这些人为的祸害，没有共产党，历经多少朝代都没有；有了共产党，就啥都有了。
另外，共产党组织那些流氓混成的水泥和绳索还在的时候，中国人都成了阿Q。但乌坎回归自治传统才115天，两万人的村镇五千人（几乎全部青壮年）能够自发地不领工薪地组织起来反共抗警。原本12日村民曾准备到市政府示威，但被当局安排大批警力及装甲车封堵，于是上千村民改在妈祖庙聚会。村民高喊“打倒贪官，打倒腐败，还我耕地，血债血还！”，矢言为死者讨回公道。上千村民会聚在妈祖庙为死者要公道，妈祖是神，公道是“还我耕地，血债血还”。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传统，这里没有民主宪政的空口号，却在切实走向宪政。
网上有贴说的好：“中华传统文化理念里都是以天道为根本，善恶之分，民众自古有顺天应地抗争残暴的权力，至于起义这个词是共匪给民众洗脑灌输的一个华丽的词藻。都是名副其实的乱臣贼子，利用国家危难之际，祸乱社会，影响后世。在共匪眼里才有起义，在普通人眼里只有善恶斗争，并且善最终要消灭恶。”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马克姆‧摩尔报道说：村派出所的警察全都跑了；尽管生活物资缺乏，该村商店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哄抢的现象。这就是共和自治。没有了共产党，农村有家长和宗族管理，有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观念，够了。
摘要：看似普通的乌坎土地维权抗争因为驱赶党村官之后实行村民共和自治而全球瞩目。他们不畏警察强权，信仰妈祖，为死者讨公道。这种从自治管理到妈祖信仰、公道要求，都在回归中华知足常乐的幸福传统：皇权不下县，不让官府与乡民争利而践踏人民。中共政府以暴政实施谎言统治，是彭湃、毛泽东等进口苏维埃运动的赤祸，从破坏乡绅自治的农村秩序开始，大陆62年人祸是从土改和镇反掌控农村开始。治村，有善念，不惧恶，讲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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