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投共的没有“士”，只有奴。左毒害人害己，信夫！
士可杀又可辱，志可夺又可赐－－毛泽东共产党做到了。何以做到？群妖助纣为虐，众生扶助造就。始皇焚书坑儒，毛自夸百倍于秦，实则以污辱计远逾万倍，造成中国人志气几乎消失的破坏无以复增；正常父母即使是文盲，也会时刻提醒孩子要立志，王阳明标举“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以此，但毛共有办法使人丧志－－否定卓越之士的毕生成就，乖乖感激它赐的那碗饭：依葫芦爱国。时人戏创新词“爱国贼”，令人笑中有泪。
读“思想改造”原始资料－－革命大学、乡镇土改、院校调整，它们用集体学习、震慑威吓、搬弄诡词等各种魔术使京津知识界（知识份子一词被共产党滥用得极烂）率先就范，殿堂级大学校长带头俯首称臣，请求毛朱刘周等十个领导人开课指导自己，曾任北大图书登记员的毛允准派人予以教育学习；于是，知识人惹火烧身、毛共党引君入瓮互为因果酿制的厄运噩梦纷至，人人非掏出灵魂洗心革面不止。
牟宗三斥毛为魔中之王
哲学家牟宗三斥毛为魔中之王，确是穿透灼见，希魔史魔朝鲜魔越共魔始终逊毛邓枭魔一二筹，柬魔凶残庶几似之而规模瞠乎其后，古巴卡斯特罗应未算魔，可能是爵士乐关系，这种骚灵音乐的精神意识太自由太奔腾太解放，中国历史阴沉诈巧一面使毛周邓江胡别具恶格。
思想是人为万物之灵的根本，动物的样子即使若有所思，仍难以了解或确证，它们以本能密码延续，生物学家只管科学分析归纳。展示洗脑文字，是希望为这么曾经一批被迫出卖灵魂的逝者觅寻安息之所，更盼未逝者知情者把握时机笔记口述，引为殷鉴反倒次要，因为谁都再难穷凶极恶过它们。
一般看法，思想改造专指一九五一至五二年的政治运动，由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之请的教职员暑假班开始，九月底周恩来娓娓五小时〈批评与自我批评〉迷魂演讲，一二千人“被总理感动”无非是“红朝宰相”“如簧之舌”犀利绝伦，文件下达随之而起，人人务求 “洗澡”“过关”。洗澡本为洁净，但原来其间有个极端卑鄙痞话儿－－洗澡不能不脱裤子，屁股尾巴无处掩藏，剪时难免疼痛流血；“过关”可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不但一点威风没有，抑且尾巴血淋淋，三番五次才能哀鸣下台，夹着屁股半兽半鬼。
事实上，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思想改造已如火如荼，还以“抢救知识份子”来蛊惑人心，即便有敢于抵制揭穿的勇士，最后还是弯腰就范，痛彻悔改，这些乌瘴臭气，代表大知识份子的“民主同盟”乃至全国同胞如果完全知情，恐怕未必尽受高唱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欺瞒，也不会在四九年前后赶回来“建国”了。
有人可能奇怪，怎么朱光潜等等已成大家的人赶紧“自我检讨”并于“开国”五十七天刊于《人民日报》，道理和老舍一样，四九春节“和平解放”北平，一个月后，各式各样的“党训班”“革命学习”铺天盖地，短期二周，长期半年，鬼魅的是：公开招考筛选；大人物则以协助农民名义，接受“土改”震骇灵魂的“教育”，经历“折腾地主”这一役的秀才，能不惶惑地心有余悸吗？
老舍，殁于文革第一年的八月二十四、五之间，前一日，自动回文联预备“受教育”，结果惨遭毒打，饬令翌日再斗，半夜太太领回，晨曦出门，于太平湖兀坐，次日浮尸水面。以下，是“开国大典”九个多月后登在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的自我剖白，谨此为悼：
老舍为中共三十寿写心腹话
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为简单一点，我只说我自己得到的好处吧。
自抗日战争起，我就成了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没法写出我的心腹话来。国民党的官僚与特务不许我，或任何写家，写出真情实话。这样，写作就由愉快变成痛苦：写真话吧，便有杀身的危险；写官儿与特务爱听的话吧，就又失了气节与人格。干脆不写一个字也不行，先不提生活如何维持，特务就会去报告：“他已停笔，想是要武装暴动！”一个作家不是应当得到些尊敬么？我却变成个小偷儿似的，随时随地要留神，好不教特务抓了去！（按：一九三八年老舍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名誉理事周恩来，活动频繁，斯时老舍已成了名“写家”十余年；他死后两年应予荣获的一九六八诺贝尔文学奖于二千年颁给法国华人高行健。）
那时节，“闭门家中坐都有祸从天上来”的可能，更不要说社会活动了。参加一个小小的文艺座谈会，就许招出天大的麻烦；而且最痛心的是特务也许不抓作家，而抓去旁听来的青年们！到学校去讲演也是危险的事，我有一次到一个大学校去讲话，就看到几枝手枪在台下发着光。作家，在那时节，即使不入狱，也是变相的囚犯，连在那儿喝茶、吃饭、和在家中接待朋友，都有人给作报告。当我住在北碚的时候，忽然由重庆来了两位文艺界的好朋友。 没有钱买别的，我只蒸了一屉包子招待他们。 好家伙，第三天，连“最高国防会议”都知道了｜｜不是吃包子，而是我们已准备好了五百架机关枪，将要大暴动！那是什么世界呢！（按：异构奇想，似乎比目前国安维权厉害。）
现在，我是住在解放了的北京。在这新的首都里，我得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得的尊敬与重视。共产党使我又恢复了作家的尊严，政府照顾到我的生活、我的疾痛，也照顾到我的心灵。 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表面上好的便说好，表面上坏的就说坏，不加深究；不好不坏的（也许就是最坏的）就马虎下去。我没有最坚定的立场，因而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斗争。对什么事，我都愿意和平了结－－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真理不放。我虽不是党员，可是共产党教育了我。现在，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去听去看，并发表意见。在这各种集会与活动里，我慢慢的明白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也明白了真理是不接受敷衍的，幸福是用血泪争取来的。明白了这些，消极的，我在文艺写作上不再机巧的只在文字技巧上找出路，不再以写文章当作笔墨游戏；积极的，我要把我所能了解的政治思想放进文字里去，希望别人也明白起来；而且要把我的这点思想放到通俗的语言、形式中，扩大影响。共产党使我明白了政治思想在文艺里的重要性，和文艺是为谁服务的。以前，我写作，是要等着虚无飘渺的灵感的。现在，我高兴的“赶任务”。任务就是灵感，任务也是责任。我明白了，文艺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间去的，不再是给自己与几位知音去欣赏的文字把戏。这么一来，我也更重视了自己。以前，我若是一把刀；这把刀现在是被共产党的鼓励给磨出刃儿来。（按：尊重，尊严，政府照顾心灵，咬住真理，党教育了我，文艺为谁服务，任务是灵感，更重视自己，“磨出刃儿”人我两亡乎，以上谁愿认可？）
党的思想教育也教我懂得了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在学习思想上，我是“半路出家”。 有时候，我想不通；有时候，想通了而不肯那么写出来，怕别人笑我，说我鼓着腮帮充胖子。 没想通的，写出来，自然要受批评。一受批评，我就觉得丢了脸，心中老大不高兴。想通了而不肯写出来呢，又使我难受，觉得自己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心。现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使人坚定与坚强的利器。 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有进步。只有能自我批评，才能堂堂正正的作个知过必改、力求进取的人。 是的，共产党使我坚强起来，不再作无聊的自傲、自卑、与徘徊不定。想不通的就去请教，想通了的就热情的写出来；写的不对就认错儿，而且要追寻到错误的根源。这难道不是个好态度么，不是爽爽朗朗的态度么？我要抱定这态度去作人，去作文艺；我相信，我已摸到门儿，这门儿是共产党给我打开的。（按：七字咒“批评与自我批评”污辱几许书生，堂堂正正乎，党使我坚强耶，作人耶，读者感到是心腹话吗，做文章而已）
上边的话都是我的心腹话。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因为过几天是党的三十岁的生日，我不能不拿出心腹话来向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致敬，致谢！（按：此地无银三十两，不能不“交心剖腹”，致敬完又致谢，迷离一至于此。）
彻头彻尾自我否定：已无异死亡
看罢老舍自斨之语，认为思想改造使不少人甘心服从的说法，恐怕并不真实，因为彻头彻尾否定无异死亡。“落水文化人”可不可以如同打“落水狗”一般讨伐？应该看是什么狗，导盲犬与吃矢狗判若云泥，虽然它引导其他盲从者失足殒命。
十九世纪最后一年出生的老舍，自称学名庆春，因为诞于立春之日，舒姓拆字为舍予，意旨“弃我”。二十五岁赴伦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次年在《小说月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连载第二期即用笔名老舍；胜利后，应华盛顿邀请讲学，幽灵奄息神州前夕，宰相周一句“就差老舍一个了”，带病颠簸两月，严冬抵天津，作“美国人的苦闷”挞伐资本主义，任北京文联主席。
老舍归国，首个元旦撰太平歌，其后，思想改造，抗美援朝，学习农工，攻讦胡风，批判右派，破四害，大跃进，无役不与，甚至，除了本忏悔书称“毛泽东同志”，篇篇高呼“毛主席”，跟所有人一样大喊万岁。诡谲的是，悦甫点字之际，这位十九岁当小学校长的早熟文人，沉于古都西北之太平湖－－儿子舒乙析为老爸与祖父母灵聚之处，扼腕的是：舒馆长当时只知道父亲“自绝于人民”，不准拿骨灰，二十八块人民毙焚尸费自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