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划出三千万地富分子
从一九五○年冬到一九五二年底，继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以后，新解放区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斗争与处决地主，划分阶级成份，制造广大农民与地主、富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此，毛泽东为中共钦定了揪斗地主的指标。据中共一九四八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百分之十。”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三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九百万个阶级敌人来。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打倒在地，其肉体遭摧残，其人格受侮辱，其生命被消灭，其财产被剥夺，其子女受株连。同时，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依靠对象，中农是团结对象，地主和富农是打击、专政对象。从此，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一个下等阶级，即地主和富农。
中共对地富分子的非人虐待
地主、富农的生产资料被强行剥夺了，他们的“阶级成份”自然也应随之而改变。因为，他们也跟农民一样，是从事农活的劳动者，而不是所谓“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的剥削者。根据中共宗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原理，地主、富农理应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是，他们却被戴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干群众目睽睽的监督下从事最艰苦、最繁重的农业劳动；未经批准不能外出；逢年过节要写守法公约；动辄被强迫做义务工；凡是外出服劳役，地主、富农则“优先”派出，除了不修“万里长城”之外，修水利，开运河，修渠道，铺公路，上“三线”，无不由地主、富农一马当先。在工地上，他们的担子挑得最满，跑得最快；运动一来，地主、富农就成了批斗的“下饭菜”。中央大人物来了，住在铁路附近的地富分子还要“退避三舍”。贫下中农闹分田到户或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地富分子就被污蔑为煽风点火的黑手，有的成为“替罪羊”。
地富分子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打死地主一百，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这是广东土地改革中一个土改工作队干部的名言。据弗兰克‧迪科特《毛时代的大饥荒》记载：“大约二百至三百万名受害者仅仅因为一些极为琐细的过失而被折磨致死或草草处决。被控不努力劳动的人们被吊起来暴打；有时候，他们被绑起来扔进河里。针对非常微小过失的惩罚措施包括将犯错者打成残废，或迫使其吃屎。”其中当有一大批是地富分子和坏分子（所谓“坏分子”，实际上大多是出身于农民而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人，但把他们归于地富分子则说不过去，于是就给他们量头戴帽，制作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当然，“坏分子”中也有刑事犯罪分子，但不是主要的）。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地方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地富分子成批地活活打死，就更不用说了。
在平时，地富分子是不声不响地劳动着、生活着，他们远离是非之场，远离口角之争，几乎是在无声无言中过著没有声音的日子。古罗马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新中国的地富分子则是虽会说话而实为哑巴的工具。他们可以随便被人打骂而不能顶嘴还手，否则，就犯了“阶级报复”的天条。我和几个同事在农村住队时，就看到一个地主不知为什么被一个身个比他小许多的贫下中农，连推带打地逼得躲闪，而不敢还一个指头。我的同事们都敢怒而不敢言，我作为一个住队干部，侠肝义胆的本性难改，就挺身而出，把那个贫下中农扯开了，并严厉批评了他打人的错误。类似这样的事，还可以举出很多。所以说，地主富农是没有丝毫人权可言的，他们干的是农民的活，却没有做农民的资格；他们虽然在法律上不是农奴，但实际上却胜似农奴──中共统治下的“现代农奴”。
被圈入社会大监狱的现代农奴
在土地改革中，一些地主被枪决了，或斗打死了，对剩下的千百万地主、富农怎么处置呢？中共不可能把他们都投入到监狱，也不可能像苏俄那样把地富分子扫地出门，于是就“划地为狱”，让地方干群把他们就地管制起来，美其名曰群众专政。于是，千百万地富分子就在所谓群众专政的名义下，被圈入了中共统治下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社会大监狱中。
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网，没有审讯、监管系统，没有专职的警官狱卒，但却用不着担心“犯人”越狱逃跑，因为不论你逃到哪里，都在东西南北中的社会大监狱之内。在高墙电网的监狱里，犯人进行劳动改造，牢方要供给犯人衣食；圈入社会大大监狱的人，则自食其力，自衣其衣，自住其屋，并为中共提供税源，为社会创造财富，中共无须投入分毫资金，却获得了无本之万利。关进高墙电网监狱的犯人，绝大多数是有刑期的，刑满则释放；而圈入社会大大监狱的人，在实际上是没有刑期的，中共曾说，地主富农三年后改变成分，但实际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戴就是三十年，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被株连了三十年。
全国的地富分子有多少，前面说的地主分子九百万，是指新解放区的，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处决的以外，全国的地富分子少说也有三千万。这就是说，这三千万地主富农分子都成了圈入社会大监狱的“现代农奴”。
中共替地富摘帽另有原因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据此，我们自然也可以说，“农村这个社会大监狱，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过，这里说的“大有作为”，是指它除了管制了三千万“现代农奴”以外，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了戴上各种色样帽子的分子。如：数以百万计的现行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称“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谓为“黑五类”。
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九七九年，全国还剩下四百万地主、富农分子。中共这才“良心发现”，给他们一律“摘帽”。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中，随后就产生了不少新生的地主、富农分子。如果不给土改中划成的地主、富农“摘帽”，那么，怎能面对新生的地主、富农分子呢？而新生的地主、富农比过去的地主、富农还要富十倍、百倍、千倍，而且，很少没有不跟政府官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欺压或漠视百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