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么多人表现得都很关心三农，为什么不见效果？因为我们跟体制一样，习惯于述而不作，“以虚假对天下”。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先生。
我并不了解茅先生，有幸跟他照过面，却不熟悉。口耳相传，他在农村做一项很平凡的事，但这事不亚于国民政府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乡村运动。农村教育的内容是广泛的，那当然有正规的成体制的知识教育，但以中国文明的教育思想论，教化更应该无处不在。今天教育如此单一也极为破落的时候，我们几乎不知道真正的教化是什么。但其人格形式却能让我们见识到它的部分模样。茅于轼先生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为农民扶贫，无形中影响到农民，让农民自己选择并把握一种合理的生产生活。这功效或意义虽然无法同梁漱溟晏阳初们相比，更不用说跟甘地相比，但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在今天更是难得之事。我听激昂的朋友们说，我们的媒体上有关边缘弱势的内容太少，仅农村人口都占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但媒体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这样刻意地“数目字管理”固然着相，却也合理。如对茅于轼先生的工作，就少有同情地报道，其实，用“中国共产党”的语言，对茅先生应该大力宣传介绍。因为他在帮助中国的农民改变自己。
我个人以为，茅于轼先生做的工作，他的存在状态，是在给今天的中国示范一种真实的生活。人的真实是什么？孔子说是仁，现代性的说法是个体跟共同体的关系意识。这些不同的方面都说明真实的人的生活里所应具有的社会性。但今天转型的社会里，人们多是虚浮的。我们失去了真实的生活，更不用说美的生活(优雅大方之家？)，善的生活(正义原则的体现？)。茅于轼先生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存在样式。这是很不起的。茅于轼先生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今天中国人动辄见有知识的，有权力的，有资本的就势利低头时，人们尊重茅于轼不在于他有经济学知识，而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这其实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曾达致这一境界，尽管他们势利浮躁，他们还是明白这个社会里真正的人是难得的，也是最值得尊重的。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只有一个茅于轼先生？为什么很多据说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实践人生的正义原则(他们的良知其实是一种病态的美学原则，他们以为自己美得感动了自己，当然也感动了一些读者)？为什么从农村“飞升”上来的人却不能实现人生的真实？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国社会确实发展的事实，今天有相当多的地区(东南沿海)，阶层(统治集团及其合伙人)和相当规模的人群(民营企业家，海归派，经济能人)等等进入了富裕的行列，按照邓小平理论，他们本来早该带动大家都富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是茅于轼先生这样的书生或君子，在“略尽绵薄”。这是为什么？
这样，先得拿我自己作文了。为什么我总是活在表层上？为什么我不是真实的？我的例子却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我在写这些字时，我的心里仍是飘忽不安，我退出了体制，选择了一种近乎隐居或说自我流放的生活，但我不得不为每天的柴米油盐发愁。我是文字队伍里的穷困者。我其实跟我来处的农村里的兄弟一样，他们整天为生计愁眉苦脸，当然他们也有娱乐；我也是，我的生计是思想，娱乐就是文字。我是一个不能切实帮助他人的低能者。
那么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没有带动大家？仅仅拿自私这样的话来指责他们是不够的，至少也是极为片面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有种各样的生活原则，美的，善的，他们认为自己并不自私。答案已经写在上面的，他们其实是虚无而非真实的。他们过于看重自己的权力，资本和知识，因此使得这一权力，资本和知识在文明的历史里无根。这需要另外的文章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