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书作者原为中共的老干部，参与过中共在上海的特务核心工作，本书内容完全是报导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上海中共特务内部的种种机密和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他虽参与实际特务机要工作，却无法凶残狡狯，心灵上的矛盾使他认清中共反乎人性的残暴根性，因此愤而脱离中共。
四、海上地狱之二──愚园路青白小学
这个小学，“解放”前确是一片“青白”的，可是，自从共产党踏进了上海，这个小学也被改装作一个秘密的恐怖窟，千千万万的人在这里被打断了骨头，被击伤了脏腑，呕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脚腿臃肿，好似海棉，有的被倒吊得七孔流血，昏绝十次百次，都不能求得一死，有的进来三五七天，或者一月半月，便活活的被折磨死。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便是审讯委员会审讯工作组之一──像这样的下刑的审讯工作组，在上海还有好几个，它和说服工作组的性质刚刚好是相反的。不过，跟我业务上没有联系的地方，没有去过，了解得不清楚，这个地方，对外是绝对秘密的，犯人送进送出，都在黑夜，而且，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的。
这个小学是在一个弄堂里的，学校范围虽不大，但设备倒不错，中间是一块空地，当年是天真小孩们戏玩的操场，今天是用来使用日光刑，雪刑，风刑，雨刑的刑场了。空地的四周是房屋，当年是弦歌不缀的课室和教职员办公住宿的房子，现在，除了一部分供刑讯干部住宿办公和一个医务所外，大部分都经过装修用来囚禁人犯的牢房，和配备上各式各样的刑具的刑讯室。开始不过是一些老式的刑具，后来，到我将近离开上海时，在俄国大鼻子的刑讯专家的指导下，各种机械化，科学化的刑具也陆续配装了，如麻痹电刑等也开始使用了。
这个刑讯单位的负责人，是曾在日汪时代的“七十六号”当过“扑格打杀”的廖耀林，他长得躯大如牛，浓眉粗眼，面目可憎，一见就可知是一个杀人越货，饮血止渴的人物。当年给日本汉奸当狗腿，已不知害尽多少良民，但当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却又搭上了共产党的一线关系，带了一批货财，进贡杨帆的心腹田昆，于是，他到了山东共区，又一样的骑在人民头上，横行无忌了。今天回到上海，更以“革命英雄”自命，残酷，疯狂百倍于当年。
因为业务上的联系，我有时也不免跟老廖碰在一块，有时候工作谈过，问题解决后，他也硬拉着我进进酒店，坐坐咖啡间，当黄汤半斤落肚，谈得高兴，他有时也忘掉了保密制席与习惯，谈话内容超出了应有的范围。
“陈同志！你猜，在我这单位里，使用那种刑罚，令我感到最困难的呢？”他有一次喝得半醉地向我说。
“恐怕是喂水吧?!”我摸不著头脑地随便答复他一声。
“不！这个有什么困难？在日本人领导的时代，我们把这一手玩意儿耍得熟练透了，感觉上也毫不介意，只要上面同意，随时可以把犯人按倒地上，水龙管塞进喉咙，灌他妈的一身饱满，再用脚踏他腹部，吐光了又灌进去，直到他妈的肯坦白，或者昏迷不醒不能再灌为止，我这次到上海后已干过几千百次了，多少顽固匪特都因此屈服了，这有什么困难呢？老兄！最使我感到困难的，却是对付女人那一套………”他最后狞笑起来了，口角淌著下流的馋涎。
“怎么样？对付女人也会困难吗？”我惊奇地问。
“对付普通女匪特也不会觉得怎么困难的，她们抵抗痛苦的能力比男人还弱，而给她们上刑却又不大费力，譬如用花针刺她乳房吧，有些是经不起几下功夫便屈服了。最顽强的女匪特，只要给她上“阴刑”──用火烧她阴毛，用火红铁棒插进她阴道，塞进她子宫，是没有几多个能经受得起而不屈服的。可是，有一次杨老板交下一个女犯人，由老田口头传授给我一套下刑的命令，我听了觉得又奇怪又害怕，这种刑法，在日治时代，也没有过，由上级指示执行的，实行起来真感到困难…………。”他又神秘地狞笑了。
“老廖！你喝醉了么？为什么要说又不说，吞吞吐吐的，使我听得心痒痒”。
“让我告诉你，但你要给我守秘密！老兄，传出去是不好玩的！”他低声地说了，“原来那女人是反动派的高贵小姐，年未过二十，长得漂亮极了，并没有干过什么反动工作。哦！她可怜极了，老田命令我推她进密室中，在夜间，把手脚反缚在长木椅上，用棉絮塞著嘴巴，使用旷古未闻的“轮奸刑”──要这样折磨她十天后，才交还老田。让他把她送进什么“国际招待所”，充当招待俄国老大哥的“国际招待员”，据老田说：“她从前娇生娇养惯了，她自以为了不起，在这人民的时代，她还残留着她过去当反动派高贵小姐的脾气，瞧不起人民领袖，岂不该杀？后来，还是原谅她了，只让她受十天训练，便给她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否则，她到了“国际招待所”，再使小姐脾气，得罪国际友人，是不好的！“老兄，这种新玩艺儿，真令我感到万分为难，因为老田命我完成的任务是：以这刑罚来屈服她，但不能把她弄死！”
“那麽，你□福无穷了！”我开玩笑地笑起来。
“见鬼！我苦死了，十夜没好睡过！”他苦笑着，“老田命令我不准任何“行动员”跟她谈话，要我站在长椅的一端附近监视著，而且，要我在征集十名八名粗壮大汉的行动员时，要表示这是我的主意，不是部长命令的。这真把我为难死了，何况上刑到第三夜，她已支持不住，几次昏过去，我提心吊胆地挨到第十夜天亮，她没有死掉，我才说声阿弥陀佛，让我完成任务！”他说完长吁了一口气。
“喂！老廖，这样奇怪的刑罚，我真是第一次听到，是真是假呀？老田所说的，她瞧不起的“人民领袖”，到底是谁呀？”
“茶余酒后的谈笑，信不信由你！”他原是老粗，被我一激，情绪便高扬起来了，“老兄！只要你肯守秘密，这“人民领袖”是谁，我告诉你也可以的，但你却还不相信这一回事呢？”
“他是谁？你说不出来我就不相信，而且你不说清楚他为什么这样恨她，我还是怀疑不会有这么样的事……。”
“我真给你气死！我老廖还会编造故事的么？”他生平最气人说他说谎，他受我一再刺激，更把保密习惯忘个干净了，“老实告诉你，这个臭妮子把杨老板的心刺伤了，这情形，老田也没告诉我的，而且，老田还命令我本人也不得跟她谈话，但我终于找个机会，一个人偷偷跟她谈过了。原来她被老板接收下来住在一所房子里，虽不得出门，但却很优待，可是，她三番四次都拒绝了老板的爱，而且，还掴过老板的耳光。他一怒之下，便指示老田给她这样的折磨了，你看她可怜不可怜！”
“不可怜！该死！有部长夫人不当，还不该死么？”我笑着说。“不过，你违反组织规定，擅自跟她谈情，该当何罪？未获组织许可，擅将工作秘密，宣谈在跟你这种业务无关的同志面前，该当何罪？这两点，我都要向组织忠实报告你，你觉得怎样？”
“喂，老陈！这不是开玩笑的呀！”他真正惊恐地站起来，“假如你这样一搅，我就要完了！”
“不搅可以，但要你每星期请上馆子一次！”我笑哈哈地拍拍他肩膊，他看出我有意耍弄他，他情绪上才松弛下来。
“只要钞票得来，他妈的吃、喝、嫖有啥关系，只是近来那“特货”生意不大顺手，他妈的，运气不济……………。”他那一派流氓头子，下流特务的口语，气派使我几乎作呕。但因他刑讯技术不错，杨、田却把他当作宝贝。而且，他跟上海黑社会关系颇深，是上海滩上经营鸦片吗啡等毒品的老手，所以杨、田抵沪后的“特货”生意，一部分也由他出手经营，因而，他的生活，跟干领组织供给的我们，早就有天渊之别了。
“他妈的！要是别个地方有口饭啃，这等行业也不再干了，革命，革命，到头来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命革掉！”有一天我约老廖到大三元上楼房座中喝茶，他刚坐下来，便忿忿不平地发牢骚。
“老廖，怎么又闹情绪呀？是不是又是特货生意不顺手？”我看见他发牢骚，就替他联想起特货生意来。
“特货生意不顺手，倒没有这么气人，她妈的！就是这臭行业，要我对人落尽毒刑，但却又不准我将人下刑至死──因为人死了，便再迫不出口供了，下刑的目的便失败了。如果给我长时间运用，还容易应付，但常常奉到一些不近人情的火急命令：限两天内，或限廿四小时内，甚至有限十二小时内或更短促者。用刑强制某某匪特坦白，但不得刑伤至死，如违惩处！老兄，你想这碗饭多么难啃呀。前天，就弄死了一个，杨老板把我抓去臭骂了一顿，说要把我关起来，让我反省三两个月，温习温习技术才行，幸亏老田说好说歹才逃脱这厄运，唉！这腕饭真难啃下去……。”
“你弄死了一个什么人物？是什么案情的？”我凝视着他。
一个叫做张……张福民的匪特，他是毛森系匪特陶铸案中张泽民的堂弟。自在北四川路将主犯陶铸逮捕后，说服无效，经过我一番破皮折骨“刑讯”后，他才吐出了他底匪特的组织关系，像徐上达，何佩福，张泽民等十余匪特的住址，他都逐步坦白了出来。而他的潜伏电台，由一九五○年起已由何佩福家中移设于张泽民家里。可是，正前往他家中搜捕时，他刚溜出去，偏遇张福民这倒楣鬼去探访他哥哥，于是，行动队便将他和电台一并带回，而徐、何等一干人都已捕获。像他这样一条重要的漏网鱼，无论如何是不能轻易放过的，但一时从什么地方去找他躲藏的线索呢？根据了解，他们兄弟间感情甚好，而且，平时过从甚密，虽然张福民似乎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商人，但难保不参加匪特组织工作──即使不参加匪特组织，为了当时推测张泽民可能利用戚友私人关系躲藏。而戚友私人关系，他们匪特组织中人是不一定尽悉的，因而，说服跟位化了一天一夜也不能说服他协助追捕他哥哥时，就只好签请老板批准要我用“刑讯”屈服他。而且，限十二小时内解决问题，以免他哥哥逃离上海。
可是，他除了矢口否认与匪特组织有关系外，他根本拒绝了协助逮捕他哥哥，他说他是守旧的商人，他有守旧的道德观念，别说，他哥哥被指为国民党特务，便是他哥哥当了强盗，他为了顾全五伦之德，他做弟弟的也绝不能谋害哥哥。而且，他哥哥的戚友多数也是他的戚友，他更不能胡乱牵累戚友，何况他哥哥躲在哪家戚友处，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咀巴始终是这样硬，一样刑下过，不行，又换上别一样刑，连续干了七八个钟头，他皮破肉烂血污满身了，他还是一样说，只好把他倒吊起来。开始还有呻吟，后来以为他昏过去，三两个钟头后，解下来打算再干他时，他却断了呼吸了………。”他摇摇头，两手失望的一张，“唉！他妈的，一不留心，就失败了！几乎为了这个倒楣鬼吃几个月官司，这碗饭真难啃呀！而今天早晨，张泽民却给抓到了，也许是这家伙命该完给吧！”
“真正的匪特还未判死刑，假的匪特你却先要了他的命，这摊冤枉，你现在不吃官司，你将来死了，恐怕阎罗殿里冤鬼们要清算你，真要推你下油锅呢！老廖，你怕不怕？”我又向他开玩笑了。
“你是一个老布林雪维克吗？你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吗？”他指着我狞笑起来。
“你为什么又向我念起党八股来？”
“不是吗？一个老布林雪维克，一个辩证唯物论者，根本是一个无神论者，只管现实干活，谁管死后报应的神话──陈同志！这就是我现在和过去在“七十六号”工作决心和情绪不同的地方。过去，给日汪工作时，我还是一个“有神论”者，我根本不知辩证唯物论为何物，尤其因为我是靠打人杀人起家的。我母亲为了我修来世而终年吃斋念佛，只要见到我，总是舍泪叮咛：“儿呵，为来世，为子孙积积阴德吧，少打少杀，不是阿娘吃斋念佛，你第三个儿子还是养不成呀………。”因而，影响了我后期的打杀决心，致受日汪当局后来批评我工作落后了。他妈的，老子一套打杀本领也会落后吗？不过主观上有了“有神论”，积阴德的顾虑，动作上处处留余地吧了。幸而后来找到了共产党，经过党的教育，建立了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通过了“无神论”的思想训练，使我完全放弃了思想上的顾虑，使我敢于放胆打人杀人了。所以今天执行共产党的打杀业务，不但不会如从前执行日汪的打杀业务一样，有所顾虑，保留余地，而且，弄得常常过火，过火到几乎连自己也吃官司！”
“你的话说来倒有一番道理，怪不得市面谣传：“无神论者统治下，天怒人怨，世间将无瞧类了”若果给老百姓听到你前后这两种不同的性格，真使他们对人民政府的恐惧比对日本人的统治还来得厉害了。”我伤感地微合上眼睛。
“陈同志！你合上眼睛祈祷么？”他笑拍我一下。
“对！”我笑着“为清洗你的罪恶而祈祷，为请张福民这样的冤鬼原谅你而祈祷。你相信吗？”
假如我的打杀工作是罪恶的话，你天天祈祷也清洗不完的。无缘无故被弄死，像张福民这样的冤鬼，从前不说，就接收上海这短时间，也不知有多少了，祈祷有什么用呢？何况一个无神论者，根本是不需要祈祷的！哈哈哈！他又总从前见面时一样，神气自若地谈笑了。
“我倒愿意听听你自接收上海以来的冤鬼录。”我说。
于是，他边吃著点心！喝着茶，一边滔滔不继地夸谈着他一手制成的冤鬼录：
一、证交大楼案中的冤鬼──上海解放后才两三个星期，物价便上涨了许多倍，人民币迅速贬值，黄金、美钞、银元黑市价飞涨，市场一片混乱。饶政委、陈市长，杨老板和经济保卫部门都认为这是国民党经济特务在捣乱，必须给予严厉镇压，才能在经济保卫战线上扎稳了阵脚，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突然包围了，多少年来成为了冒险家乐园的证交大楼，逮捕了正在做投机买卖的商人有七百多，都把他们当作“经济特务”来处理。他们的资本──黄金、美钞、银元，甚至人民币和有价证券，都当作赃物来没收了。这案中的案犯，除了别一部门处理外，也曾断断续续的押解了一些人到我这里来，要我协办。对这案中的案犯，上面总的指示，几乎差不多都在这样：（甲）要他们坦白参加国民党经济特务组织的经过，及最近从事经济捣乱的阴谋。（乙）如果上专案的不能达到，起码要他坦白直接或间接接受国民党经济特务指使从事经济捣乱的详情，并举出指使人的姓名、住址。假使上列这两项审讯目的都不能达到，被审者始终只承认从事黑市买卖，投机活动，兴风作浪的行为乃纯粹是个人图利企图所驱使，冀图抵赖的话，那麽，必须严刑迫供，务求水落石出。
有一位名叫刘健元的倒楣家伙，原是在沪市开金饰店的，解放后店门正式关上，只好全神投向证交大楼活动，选择投机货品买卖，一刹那买进，一刹那抛出，同时，自然兼做股票和黄金外币的买卖，赚点钱来维持开销。可是，他在大逮捕中落网了，在黄浦分局初审时，这位商人经不起承审者的一阵骗吓，他轻信了承审者的诺言：“只要承认是受国民党经济特务指使从事经济捣乱，坦白认错，可以释放！”那晓得承认了这一层时，承审者却又深一步迫他供出指使者的姓名、地址，和他参加匪特阴谋的详细经过。这一点，他受了几次刑罚后也不敢捏造事实了。于是，他被辗转押解到我这里来，上面要我穷究真相。
开始我对他相当气忿，认为他是顽固隐瞒，而且，审讯的中途，他曾两次翻供，否认他在黄浦分局所供。所谓受国特指使，从事经济捣乱一节是假的，是在吓骗下捏造出来，希图早日获释的。我听了十分冒火地亲执皮鞭来猛笞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至死不悟，老奸巨猾的匪特。所以，他到我处不到一个月──因为上面对他没有限定时间──几乎所有的毒刑他都尝遍了，他还是一样说法，他终于在一个夜里被放飞机弄死了。
一个是艾中孚伪造人民币案中的张达荣，已经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头子了，他在南市开了一间杂货店已几十年了，一向不过问政治，而且，跟衙门的关系，几乎除了缴税纳饷外，便毫无任何接触，可是，因为他搁楼上空了一个板房，解放前租过给欧元居住，后来老欧搬走了，因为大家相处得感情还不坏，老欧还有时到他店里来采访他，闲谈聊天，解放后还是如此。有一次，张老板向老欧叹息着生意难做，资金周转困难。老欧乘势向他说，他有个亲戚开地下钱庄，可以低息贷款，张老板有殷实铺子保证，大点数目相信也可以的，不过，要一星期内本息付清，每次本息付清后，过三五七天，又给他贷款一项，开始由三百万，五百万，一千万贷下去，后来竟一次借到五千万元。老欧贷给他的是伪人民币，他马上用夫购货物，或转手作高利贷款给人，到期还给老欧的本息却多数是真人民币。有时，老欧也折价取点货物，这样过了一个短时期，张老板以利之所在（因当时一般黑市利率很高）真是欢欢喜喜地跟老欧打得火热。可是，好景不常，有一次他办咸肉时，却给一位苏北的咸肉批发商发觉了他那几百万都是伪钞，传警逮捕，先关在分局里，因为他始终矢口否认与特务有关，只说是向地下钱庄低利贷款。可是，这地下钱庄在什么地方呢？负责人是谁，他一点也不知道，连欧元写给他的住处他也没有去过，只说出老欧开给他住所门牌。分局人员办案不够精细，派警按址往搜捕时，却不但捕不到老欧──因老欧根本不是住在那里，而在那地址附近，却有老欧的把风站──却连老欧也惊醒了。尔后也没有到他店里收账。分局百般拷问他，派人守候在他店里，拖了长时期也没有结果，后来才解到公安部，辗传送到我们这里来，只好乞灵于货真价实的“刑讯”了。可是，当我一瞧像那样已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头子，还能领受得起那一种酷刑呢？而他又没有大儿子，大女儿已出阁了，店里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儿子，自然不知情，也不能代他受罪。他的无知老婆和伙计，虽抓过进来，但可能告诉我们的，更比他少，而上面却咬定了一个规律：印制使用伪钞，决不是纯粹图利的南业行为，必然是与美帝或蒋匪的特务活动有关的。因而，严厉的指示我，不惜用任何手段，必须求得水落石出。
一天，我把这位摇摇欲倒的张老板提到刑讯室里来，给他一瞧我们的刑具，熊熊的火炉，烧红了炮烙皮肉的铁把，放飞机的绳索由天花板底下垂吊下来，老虎凳上残留着洗不掉的斑斑血迹，抽的皮鞭，刺指甲，刺肚皮的花针，喂水的龙喉，压手指脚指的钢夹，麻痹性的电倚………这一切的一切，都和分局的简单设备完全不同的，他瞧著，瞧著，眼睛一黑，晕倒了。
“老家伙，你这么怕，为什么不早点坦白呢？”我们把他弄醒后，这样对他说。
“老天爷，我只是向地下钱庄贷款，真钞假钞我怎能知道？………我更怎么会知道匪特的组织呢？我已坦白完了，饶饶我吧，做做好事！”他奄奄一息地躺着说。
“饶你？”一个同志睁大眼睛瞪着他“你不坦白出来，这儿这么多样菜，任你点一样！”
“唉！………”他绝望地又合上眼晴。
“操他妈的！就干他！”
我的助手翘起衣袖要干他了，但我一想，像他这样的人，能受得起那一样刑呢？这确要研究一下，我只好向那同志摇头，叫他带回禁闭室里，明天再说。否则，一干就完了，那不是不能完成任务吗？
“喂，张老板！今天是最后关头了。”我们经过讨论后，翌日中午又把他提到刑讯室，严肃地对他说：“现在，你要是把供给你伪钞的匪特真正地址坦白出来，还要把印制伪钞的地点坦白出来，否则，便只有给苦头你吃了。”
“唉，老天爷！我实在说不出呀……。”他还是这么一套。立刻把我的助手激反了，一声开动，便开始给他吃一顿最轻的刑罚──刺花针。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剧痛使他昏倒了，我立刻下令停止，喷过冷水，他才慢慢的醒来。我一时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又焦急，又恼恨，只好命令我的助手：“把这老王八蛋扛出操场，跪着晒太阳，晒到他妈的坦白为止！”
删巧，这老家伙扛出后，我接到老田电召，立刻到第二室有要公面谈，忘记了关照我的助手适可而止。当我到老田那边谈毕告退时，忽然行动单位派人报告老田，说破获了一个伪造钞票案，主犯艾中孚，从犯欧元等多人均逮捕，后来欧元的口供承认、他确是以地下钱庄的方式，欺骗一般等待资金周转的商人，张老板和他确无特务关系，照这样案情，这老头子是只会受轻刑处分吧了，可是，当我赶回去时，张老板饱受花针之余，复遭烈日热晒，早就昏倒，断气了。
“陈同志，这老头子确是一个可怜的冤鬼。”
还有一个是伪警备部稽查大队的义务稽查马荫南，听说他父亲曾在广西当过伪师长，刮了一笔民脂民膏，在上海做了许久寓公，才死掉。抗战后期，日本人统治了租界，他还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因与军统特务戚再玉接上了关系，致曾被日本宪兵队关进牢里。直至日本投降后他才从牢里放出来。照理他应获得很好的酬劳了，可是，经过一番拍马钻营，他也不过得了一名义务稽查。他家庭生活底主要来源，还是靠他父亲遗下的一点生意和房屋，到了戚再玉因案被杀后，他连这义务稽查也丢了。像这样的人，照我的看法，根本是谈不上什么斗争作用的。可是，当他在解放后参加了特务登记，不到三个月，管制单位的同志，却把他逮捕了，逮捕他的总罪名是“伪装自首”。构成罪名的细目是：（一）自首登记后立功赎罪不力。（二）登记后每天生活情况，与其本人向管制者所报告者不符。（三）有一交际花性质女子名李燕者，与老马过从甚密，经被跟踪者在法国公园偷摄了双人照片，但老马始终未向管制者报告与该女子之往返，而该女子同时却与另一姓裘男子过从甚密，亦被偷拍成双人照片，因裘某亦一被监视之特务嫌疑分子，而李燕则行纵飘忽。不断由这家公寓搬到那家旅馆，对裘某的监视同志，忽然发觉他不但摆脱了他们的监视，而且，接得有关报告，他已乘帆船溜到舟山去了，同时李燕也失纵了，也摸索不到了。于是，便将老马扣留起来，经过“说服”无效，才解到我这里来，乞灵“刑讯”解决。
“坦白──裘某是不是跟你同一个特务组织？那女子李燕是不是你和老裘之间的连络人？你交了多少情报给她转给老裘？他给了你多少活动费？是不是他叫你伪装自首？在你们这特务组织里还有多少人潜伏在上海？……”我们拿出他们被偷摄的照片，对正在他眼前。可是，他还是像在说服单位的供词一样，只承认李燕是他的情妇，这情妇是否另有户头，他可不知道。过去他所以不肯向管制同志坦白这一点社会关系和生活，是怕被指责为生活浪漫，而事实他和她已在解放前发生关系了。最近所以不知李燕去处，是因为前些时她向他大敲一笔款不遂，大家拆伙了。所谓裘某其人，他根本不认识，更谈不上同一特务组织了。这样说起来，他自己觉得是头头是道，把我们对他的怀疑和假设否认得一干二净，可是上面咬定，事实上决不会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他不坦白地交出李燕来，如果他不坦白地吐出他与裘某的特务关系，如果他不坦白地和盘托出他那一个特务系统的所有组织关系，那麽，要不惜用任何残酷“刑讯”技术来对付他。
他体格魁梧，强悍，意志顽强，他挨得起一百皮鞭，一天上几次老虎凳，悬空倒吊了两天两夜他还没有完全昏迷去，后来用钢夹把他手指和脚指都压烂了，他还是像开始时一样说法，而刑罚愈多愈重，他的含恨亦愈深。开始他还希望我们能弄个明白，好让他恢复自由。后来，刑罚的痛苦完全把他这一点希望冲淡了，他的神经完全被痛楚麻醉了，忿恨激起他对我们的谩骂，他似乎但求速死，而不愿再尝这种种毒刑了，而不愿再期待那渺茫的开释了。
我们针对着这情况的变化和发展，由急性刑罚改变到慢性刑罚。当时，正当一九四九年的冬天，零度下结冰的日子，下著雪花的夜里，我们把他赤膊困缚起来，推到操扬，跪在冰块上，他在严寒中颤抖，警告他，只要坦白了，马上可牵回来。可是这样经过了三四夜，每夜都弄得他晕倒才拖回来，他还是照样不肯多承认一点东西。只好把他丢在水牢里，水深由膝部慢慢加深到颈部，直到他几乎冻僵了才拖出，这样也丝毫没有见效。最后，只好用“吓”的一套了。
“吓”的一套，可以说是我这单位底计穷矢尽的一套了，虽然当时了解到老马似乎但求速死，但根据人类的求生本能，我们在使用吓的一套之前，先抓了他的妻和老母进来，准他们谈五分钟。果然第二天表现在他的言行中，求死的成分降低了，百般解说，似乎希望我们谅解他，终有一天恢复他的自由。但我们则坚决的告诉他，如果今天他不坦白，便执行处决了。
午夜，我们把他困缚起来，陪同一个已判决执行的匪特用汽车装运到郊外，命他们俩自挖土坑，警卫员们环绕持枪实弹监视著。到了土坑挖好后，先命另一匪特跳进去，叫老马拨泥土碎石把他活埋。一刹那，一个活人便被掩埋了。老马一面拨土一面在颤抖著，我们跟着喝令老马他跳进另一土坑里，并命令一警卫员拨土。待泥土碎石堆到老马胸部时，我故意对警卫员说：“暂停！”同时转过脸来，对老马说“这是最后机会了，假如你肯坦白，我现在还可以救你，否则，你便和刚才那一位匪特一样了。可是，他除了长叹一声，再说明不能无中生有，假装承认外，别无可坦白了。我在恼恨之余，再命拨土，直至士石压到颈项了，再如前法逼问他，一样仍无结果。在这一刹那间，如果继续拨土，他便被活埋了，只好由我的助手出面转湾，说提他出来，让他再考虑一天，明天再干他。第二天午夜，商好了另一套恐吓办法，再提了一个处决犯，一齐困到郊外，我的助手用子枪对准另一处决犯胸膛，问他肯不肯再坦白，那处决犯说没法再坦白了，于是枪机一扳，碰！的一声，人便应声倒地了。跟着，同样对准了老马，预先我们商量好，要我的助手在对老马时，用练习弹，有声响，而无弹丸射出杀伤的。那晓得我的助手一时头昏脑昏，子弹调错了。一问老马，还像从前一样答复时，便把枪机一扳，碰的一声，老马究然应声倒地。用手电筒一察看，果然鲜血迸流，真弹射出了，事情弄糟了。后来我和我的助手，都曾因此事不能完成任务而受到批评。老马死后不久，李燕被抓到了，从这个淫妇，女特务的口供里，确知老马在登记后是没有特务活动的，而李燕则后来被裘某收买上了。跟老马拆伙后，她就完全仰裘某的供给而在上海潜起伏来，而裘某迄今还未抓到。
“陈同志！你想，马荫南也算不算一个冤鬼？”
“还有………。”
老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好像要说遍百千个才肯休歇。我实在不耐烦了，而且，还有别的事要去办，只好打断了他的谈话。同时，结束了我们这次的聊天。
“老廖！百千个冤鬼日夜围绕着你，我怕你终有一天不好死！我跟你做同志，做朋友，也不免惹起冤鬼们仇恨，遭池鱼之殃呢！”我说完，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膊，告辞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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