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反礼教是末劫时代的历史安排，从晚清到民国初期培育的学人多数，虽学贯中西却因为庶民私心增进，汉族对满族、民国学人对蒋政府丢失礼教中的感恩传统，于1949年乡情难断、理性思维缺失，不识马列邪说歪理，不辨中共暴乱真相，在护国护法的国民党和走苏俄邪道的共产党之间，选择轻信中共“还政于民”、“主权在民”、“自由之镜照良心”、“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实行着民主政治”、“各级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不需要橡皮子弹”的谎言，身陷囹圄，帮助中共骗人。
在《浅析中华民国的礼教问题》最后，我指出：中共以文化殖民政策运动群众，反礼教制造反华大劫。中共所以能够这样做，当然是顺天应人的历史安排。从中华民国大多数学人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抛弃国民党1948年开始的宪政，接受共产党从1939年持续10年的思想政治宣传这个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
1949年民国学人为何多数弃国择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单一原因。从最表层的现象上看，我以为主要是因为乡情难断，理性思维缺失：不仅没有暂时让民权给国民政府清剿中共匪乱的意识，反而将匪乱不止的责任归咎政府。
我所说的民国学人，是对在大陆和海外的学有所成并有所成就的人的统称和简称。1949年在大陆的有陈寅恪、熊十力、刘文典、曾昭抡、吴宓、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等，在海外的有钱学森、李四光、萧光琰、董铁宝、王莹等。数十万人都是晚清和民国中西文化交融时期培育出来的人杰精英。
上述学人在中华民国过了最为“思想解放”的38年，经历过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主要居住在工商学人官僚管理的城市，有自由批评政府甚至辱骂首脑的民权，有城里住厌了或者遭遇兵乱跑到乡里躲避的自由，更有有钱抬脚就出国的自由。理性地说，蒋介石政府结束了北洋时代的军阀割据，扩大了学人自由的范围，持久抗日守卫疆土直到反攻获胜、抗战后三年剿匪戡乱以及同时进行的和平谈判与实行宪政的努力及最后实现都有目共睹，为什么没有感恩之心？
中原华夏族人（简称华族或汉族）在万年、七千、五千年的演进过程，从伏羲氏、女娲氏、有巢氏、燧人氏等传出渔猎、婚嫁、树上建屋、钻木（敲燧石）取火等道术与其他氏族共享和互通有无，到蚩尤氏挟铜头功夫、扔石技能与共工氏挟诡诈智能、淫乐邪术争斗和享乐；再到姜太公辅助武王被尊为父亲并封为齐国诸侯，项羽却嫉妒刘邦先入咸阳关设宴想杀之，等等，感恩之心日渐退化。
宋朝以后到明朝，掺杂道、佛学理，儒家注解《周易》、《礼记》、《论语》、《史记》等古籍，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从日常生活体悟到日益空谈道理，使道德伦理知识化，阐释越来越空洞烦琐；陆王心学“致良知”从由衷到作秀；理学和心学从相互交流到朋党为官位争斗；南宋起，官员和市井享乐风气日盛，西门庆之流越来越多；明朝官员贪腐敢于顶风作案，皇帝或重用宦官与之抗衡或懒做皇帝怠慢朝政，16位皇帝有8位或荒唐或淫乐，终至崇祯皇帝勤政也亡国。
明朝官员逐渐呈现“群龙无首”却越来越少有“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君子精神及“直方大”中正原则的自律，丢失礼教传人资格，历史选择了美国实现共和制民主宪政，选择了满族成为儒家礼教传人。但汉族人对满族开拓的大疆域少有感恩，深藏对扬州屠城、跑马圈地、强梳辫子和裹小脚的政治敌意。晚清革命运动暗杀和以会为党，对黑、白道兴民权可能危及礼教，没有周详的对策。
汉族“驱逐鞑虏”之“大汉族主义”革命破坏了清朝时期形成的满汉蒙藏回的五族同盟，乱世中各族利用列强侵略为自己谋私利的盘算超过了“联合攘外”的公益考虑，缺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共和政体必须的品德原则，对政府不断求新，终于导致被中共的民主宣传蒙骗，患新中国无限美好妄想症。
郭沫若、张澜等人学贯中西，却被1939年中共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以民主谎言美化共产暴乱为革命的所谓新世界•新中国的血色浪漫宣传洗脑，在中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1947年，祝贺《新华日报》创刊9周年，赞美它是“民主喉舌”。陈寅恪、熊十力、吴宓、张澜、沈钧儒等，从“共产”二字和中共所谓解放区的封闭中，居然体悟不出掌权后在实践上必然会剥夺自由人权。
看《新华日报》从1939年到1944年的民主自由宣传，“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只要一有可能……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
再1945年1月到9月里中共对一党专政与自由民主的分辨：“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实行着民主政治。”，“自由民主的中国……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1989年6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使用了开花子弹。中共《新华日报》上述关于自由民主的言论的赤化宣传，纯属蛊惑人心，却蒙骗了1949年大多数民国学人，为什么？礼教不被信奉，马列斗争邪说被当成正理，中共暴乱被视为革命。中国人由此身陷囹圄，如今成和谐号动轨列车正奔向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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