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酸的民国时期的县政府
1941年，刘文彩为了兴办一所公益学校，文彩中学，看中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面街口附近的一片稻田和罗、李、杨三家的屋基、坟园。刘文彩动员农民搬迁是这样做的：用自己的两亩地换置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置规划区内的一间房。个别拆迁户还有额外的优惠。小农陈启贤本来只有十亩地，按照约定应该给二十亩，但是这时因为刘文彩手里的地契至少是四十亩的数目，刘文彩嫌到县政府办事麻烦，因此干脆给了他四十亩地。
谁料陈启贤因福得祸，就因为这多得的二十亩地，中共建政后成分被化成地主，儿子陈泽章六岁时跟一个少年口角，那少年一边大骂“地主狗崽子”，一边举起扁担拦腰砍下去。陈泽章躲闪不及，从此终身残疾。陈启贤因为是地主，大跃进时“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大跃进”而身陷牢狱，妻子怕受牵连改嫁他乡。
这就是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公益征地”事件，选自《刘文彩真相》一书。
“文彩中学”的故事
刘文彩对学校的建造质量更是要求极高。他自己投资了3亿5千多万元法币（合当时美元200多万元），但资金还是很紧张。即便如此，刘文彩坚持不减一砖一瓦，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家不亏学校。
拿学校的礼堂来举例。修建此礼堂时，刘文彩要求尽量大些，但是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长28米，宽23米，面积约644平方米，礼堂的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是钢材焊接。刘文彩从成都请来了最好的焊接工人，买来了质量上乘的钢材。如今。这个礼堂至今仍气派不凡地矗立在学校内。
文彩中学建成了。一个县级中学，它的规模让人惊叹，不说乡镇，就连大城市也不多见。
开学典礼上，刘文彩当众宣布：“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没有把学校看成自己的私产，放弃了校产，还规定自己的子女不得占有，更不能继承。刘家惟一保留的权力，就是对学校的监督权，及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口头宣布后刘文彩还不放心，他特意雇人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学校园里，让天下皆知，以防后裔隐匿、篡改。
文彩中学高男一班学生彭学鑫，当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考入文彩中学后，他的学费和灯油费全部减免，所交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该校顺利地读完高中，后来成了著名的机械专家。
彭学鑫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学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不仅对贫寒学生照顾有加，对外地学生，刘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战胜利后不久，二十四军分到八辆卡车（二十四军为刘文彩六弟刘文辉的部队），刘文彩立刻挑了一辆，当成了文彩中学的校车，专供外地学生上学、回家之用，避免学生长途跋涉的辛苦。
在教学设备上也花了大本钱，文彩中学尽量增加图书室的藏书量及其它文化医疗设施，还大量购进理化实验仪器，以便学生可进行分组实验。刘文彩还聘专人在安仁修造发电厂，给学校改善早、晚自习的照明条件。
学校建成3年后，安仁发大水，全镇被淹，大水从地势高的仁和街涌进文彩中学，积水一尺多深。退水后，刘文彩带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这一下，原来居高临下的仁和街从此比文彩中学矮了半截。以后再发大水，文彩中学得以保全，可仁和街却经常遭灾，当街商户损失严重。
别以为刘文彩不顾别人的死活，被淹的仁和街是他独资兴建的，街上大多店铺是刘文彩自己的，所以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但为了中学，刘文彩也顾不了这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