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不少斯维特兰娜那样身份的红色公主，如李讷、林豆豆、宋彬彬，她们享受特权，不可一世。文革中不少人因她们而被打被斗甚至被害而死，但她们迄今没有一个道歉。
中国三位红色公主文革中都参与过政治迫害，但至今无丝毫反省忏悔。
左起：毛泽东和江青女儿李讷，林彪女儿林豆豆，文革时上天安门城楼见毛泽东的宋彬彬。（开放杂志）
在开放杂志第一期上金钟先生写了关于不久前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文章。他介绍了她的书在历史上的意义，特别还写到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三十年前对他自己思想成长的深刻影响。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那篇报导她的死讯的文章，以她的父亲、四个丈夫和三个孩子为线索介绍她的一生。那篇文章简直像是在用一种旧式的观念介绍一个旧式的女人，离开了斯维特兰娜其人其书在国际共运史上的意义和思想价值。
中国没有斯维特兰娜式的人物
网上中文有关文章的资料大多来自这篇报导，而且在翻译转述过程中，又多多少少扩大和渲染了她离开苏联后的生活不安定以及贫困。比如，英文报导中提到她在美国结婚后又离婚的丈夫的家世，其实原因之一是这个姓氏在美国的建筑界和艺术界极其著名，在博物馆美术馆中位置显赫，而中国人一般不知导这个名字也就没有感觉。
在世俗的眼睛里，渲染斯维特兰娜晚年生活的孤独和默默无闻，可以贬低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然而，这样做大可不必，因为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记载中，并没有出现过斯维特兰娜式的作品，也没有过她这样的作者。
在这里，斯维特兰娜的名字，是代指那些从高层权力家庭里出来的子女中，能超越自己的环境，独立思考和批评父辈的所作所为，以及反省和选择他们自己的人生走向的人。
汉语中没有出现和斯维特兰娜相似的书，但有一批和斯维特兰娜身份相似的人。她们作为和思想风格却是与前苏联这位反叛的第一公主，有天壤之别。而且，是数十年不变。以我所知，“北大人”就讲述过他们遭受“红色公主”们打击的往事。
毛的公主李讷在北大历史系
北京大学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毛泽东称为“反动堡垒”进行重点打击，文革前还是“最高学府”。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在文革前一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这和斯大林命令女儿进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一样。不过斯维特兰娜没有对莫斯科大学作过什么，和李讷不一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上，在北京大学东操场的全校万人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宣布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是“革命行动”，然后话锋一转，指控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李讷。会场上马上有人大喊“把反革命分子郝斌揪出来”。但是因家人生病他已经提前退场回家。第二天郝斌到校就被关进了校园“劳改队”。一次他遭到“斗争”时，同一教研室的一名同事，认为他是江青点名的“死老虎”，永远翻不了案的，重拳出手把他打昏倒在地上，又拖出门外。（文革中学生打人比较常见，教员出手打人比较少见。）结果，也确实是十年后毛泽东死亡、“四人帮”被捕，他才得到“翻案”。
郝斌的一名同学在文革后告诉笔者，他毕业后分配到外省工作，文革中看到大字报上江青讲话指控郝斌“迫害”李讷，很是吃惊，后来见到郝斌，还拿这个事情开玩笑：你怎么还“竟敢”作此等事情。不过在文革时，这可是一点都不可笑的事情。
当年的大字报有抄件在。所谓“迫害”李讷，是指北大历史系师生一九六四年到郊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划分阶级成分”时，因为划高划低，郝斌和李讷发生过争论。当时争论并不激烈，他自己都未曾特别注意。但是李讷回家报告了江青。于是就发生了家长对女儿的老师在大会上宣告定罪，并煽动学生同事“斗争”殴打老师的千古奇闻。
李讷在文革中受毛的派遣，多次到北大来。有一次传达了毛泽东把攻击北京大学“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导致了北大更大规模的迫害。当郝斌被大字报“揭发”时，他在一九六四年最“严重”的“反动言论”也不过是预警了“这样搞下去会死人的”，在文革中“死人”变成了北大的现实。六十三人在北京大学被迫害致死（我调查所及的大学都有两位数的受难者）。但是，不论是对于全校性的这种灾难，还是和李讷个人直接相关的迫害郝斌，李讷在文革后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表示过歉意。
林彪公主林豆豆在北大中文系
普通人的道德观念是在公共汽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要说一声“对不起”。但是还有另一种道德观念是害死害伤了人也不必道歉。
文革中当了第二号权力人物整整五年的林彪，有一个女儿林豆豆上过北大中文系。她原在清华，一九六四年转学到北大（当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到北大后她长期缺课，时间超过了学校章程所规定的病假天数，中文系在请示了学校领导后（一般不必），请林家给她办理病休手续，并告知病好了可以复学。林豆豆后来从未要求复学，而且在文革中当上了《空军报》主编。但是她被要求办病休手续，文革中却变成了“迫害林副统帅女儿”的大罪名。林豆豆的弟弟林立果在北大“揭发”此事，有关的人都被“揪”出来。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和代理教务长王学珍二人，都被用布袋子蒙头，绑架到秘密地点，遭到审问和殴打。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专为这件事，在北大最大的会场召开“斗争会”。所有和此“案”有关的人在台上遭到野蛮的羞辱和折磨。
文革后，林豆豆从来没有跟北大人道过歉，尽管她就在离北大十公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在，向景洁老师已经去世，王学珍先生八十六岁，住在北大宿舍。林豆豆过去没有去道歉，将来会去吗？
她的一名同学说，她来过他们班级的聚会，大家觉得她还“生活在过去”，优越感犹存。她几次提到最近去了什么大人物的家。
宋彬彬至今不为文革暴行道歉
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此案已为中外很多研究、关注文革的人所知。当时担任学校革委会负责人和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也是“红色公主”级的人物。她因文革中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而出名，在学校九十年校庆时，竟成为九十名光荣的“知名校友”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卞仲耘丈夫王晶尧不得不以公开信方式提出强烈抗议。
这一公开信没有得到校方或者教育部门的任何答复，没有得到宋彬彬和其他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答复。这封信也没有能在国内纸质媒体上发表，只是由王晶尧的年青朋友帮助送上了电脑网络而得到了“公开”。
二○一○年，北京一家名为《记忆》的网刊发表了宋彬彬等五人的一个座谈纪要和一些其他相关文章，共五万多字。这些文章的主题之一是为宋彬彬辩护。后来，她们还要求纸质刊物发表她们的文章，未发，因为宋的丈夫不愿意她抛头露面。她的丈夫发现癌症，要等他去世后再发。最近网上报告宋彬彬的丈夫靳剑生因肺癌在去年十一月去世了。同时有消息说，宋彬彬等人将再次发动。
附带指出，在卞仲耘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靳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青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靳剑生的姨妈多次到他插队的内蒙古，说服军代表。靳剑生凭李振翩的关系进入了大学，与宋彬彬同学。
可以庆幸靳剑生的好运气。不过，他应该明白用家庭背景来决定谁能上大学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就像斯维特兰娜虽然享有特权，但是她在书中对苏联将领导人家的保姆厨子都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的浪费和没有人情味作了深入的批评。这些显然不能影响到宋彬彬。
二○○九年，一些女附中的学生捐款为卞仲耘建造了一座铜像。铜像上没有铭文，只有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原拟“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前红卫兵们反对，要求只写“1916-1966”。最后的妥协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的评论家刘自立指出，这是“存像废史”。
斯维特兰娜的书里描述了她和斯大林之间的父女亲情，但是也描述了她知道的对她认识的人的杀戮和迫害。她面对事实，她用善恶标准的普世价值评判事实。这两点正是她的书能感动读者的主要原因。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金钟先生文章的用意，显然是在借他国的精神火光，引导中国的精神前途。希望斯维特兰娜的故事会给中国的国民精神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