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初被免去“兼职”、只担任重庆副市长并在分工上进行调整后，王立军就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当时，对于这一分工的调整，舆论有不同解读，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王立军更上层楼的前奏，而相对熟悉中国官场潜规则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王立军失去权力的第一步。
很快，这一争论就有了结果，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7日，总领馆被大批警车包围，不久，王立军被带走。这一震撼性的消息首先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但由于事发过于突然和戏剧化，直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予以证实后，人们才相信重庆的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巨大逆转。一时间，王立军事件成为网络关注的重中之重，西方媒体也对此投注了极大的兴趣，而且关注的兴趣迅速延伸到薄熙来的政治命运和中共高层内斗的话题上。
但是，除了重庆市政府的“休假式治疗”和中国外交部同样“言简意赅”的“正在调查”，人们得不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进一步消息，任凭民间百般猜测，官方依旧岿然不动，仿佛民间的兴趣和关注与自己毫无关系。这种举世关注与政府的不予理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比，于是民间不得不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猜谜。
中国政府的这种矜持和沉默是一贯的做法，是黑箱政治的基本特点。但现代信息传播条件下，其中的利弊得失，却未必是政府可以清楚计算的。
中国特色舆论环境下，对政治信息敏感的人们习惯于透过少量的文字来解读文字背后的含义，重大事件发生时则被迫进行政治猜谜，解读和猜谜过程中的意见和判断分歧往往使话题本身被迅速放大，进而形成超级网络话题，吸引全社会的迅速关注，其实，天下本无大事，王立军下台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超级新闻，如果一开始就坦白说出来，消除舆论猜测的空间，民众的关注点将会集中于事件本身，而不会各显神通地挖掘各种小道消息，不会绞尽脑汁地分析文字后面的秘密，但官方的沉默给了民众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关于幕后原因的各种可能性分析就喷涌而出，极大地刺激人们的讨论兴趣。在这一讨论过程中，黑箱政治的种种“秘密”被人们顺便挖掘出来，专制者真真假假的种种不堪，则广泛流布于网络和私下传闻，导致民众对政府的负面评价和嘲讽情绪迅速上升。在一些突发性事件，如石首、瓮安等事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现象：事件之初，由于政府封锁消息，民间传言迅速成为舆论主流，导致群体抗议的发生，这时候政府不得不放弃沉默，转而对民众频频喊话，可是已经晚了，几乎没人愿意听政府说些什么。
因此，我认为，专制政府黑箱作业的特点，总是在关键时候给民间话语乃至“谣言”留出足够的空间，使政府失去关键性的话语权，等到政府出来对事件进行解释的时候，事件本身的受关注程度已经下降，民间形成的自我解读已不容易被改变。也就是说，越是民众关心的事越敏感，越敏感的事，政府越喜欢封锁消息而选择沉默。
所以，从王立军事件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专制政治虽然具有强大的宣传机构，但在关键性问题上，恰恰是难以掌握话语权的，“谣言”的产生不可避免。而当领先于官方新闻传播的“谣言”每每被证实，“谣言”也就具有了特别的魅力，久而久之，即便是真正的谣言，也可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去年的全国性食盐抢购事件。
对统治者来说，关键时刻失去话语权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事，却又是专制制度下的权力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专制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政治领域遍布敏感性问题，突发性议题也不会以相同方式在同一个地域内发生，集权化体制之下，低层政府机构不敢轻易对敏感性议题发表意见，必须等待上层乃至最上层的决策，这就拉长了决策的时间，给民间的猜谜和“谣言”留出了足够空间。
王立军事件不是可以引发民众群体抗议的议题，但我们可以从对这个事件的观察中更清楚地看到这种黑箱机制的缺陷和风险所在，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有多么庞大的宣传机构、无论以何种力度进行“舆论引导”，重大敏感议题面前，政府的声音一定是缺失和姗姗来迟的，重大敏感议题面前，民间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形成解读，为全社会判断和行动提供基本的信息基础。这是研究专制体制下信息传播方式时需要注意的一个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