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统战部长暨西藏事务的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看中国配图）
如果不是中国的藏人接连自焚，我不会想起我曾经认识的朱维群。
我在键盘上敲写这篇稿子的时候，网络上又传来四川甘孜藏区色达县三名藏人为抗议中共统治而自焚的消息。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藏人自焚已多达二十人。全世界正严重关注，在中共统治下的藏人，以最惨烈的自杀方式，一个接一个让自己在一团团烈火中活活烧死。
朱维群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享有正部级待遇的常务副部长。人们可能不知道中共的统战部长是谁，但藏人接连自焚，使人们不可能不知道掌管西藏事务的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朱维群与中共西藏区委书记，是中共西藏政策的两位主要执行者。从二○○三年起，朱维群就代表中共中央处理西藏问题并就西藏问题对外发言。据说他先后三十多次前往西藏，布置对藏民的镇压和统战。即使铁石心肠的人，对全民信佛、人类中最善良的藏人接连自焚都不会无动于衷，但朱维群却说“中国政府对在西藏工作的方针不会有任何改变”，要“放弃对达赖喇嘛的幻想，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久前他又到对藏人自焚反应强烈的欧洲，污蔑达赖喇嘛“想把藏传佛教变成一种自杀教、自焚教”。政论家陈破空撰文指出：藏人自焚，朱维群罪责难逃。而我则看到：朱维群的言行表明他已经放弃了人类良知与人性的底线，他的意识与一只凶残的狼无异。
曾被南斯拉夫法院判刑三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与朱维群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同事，我与他有一面之交。那一面，朱维群给我的印象是：诚恳、诚实、有羞愧心，是个好人。
一九八七年海南筹备建省，兴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那时我担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经济特区首席记者。海南建省筹备组与《人民日报》协商，调我去海南工作，出任《海南日报》总编辑。调令很快下达，我匆忙赴海南上任，然后抽空回北京《人民日报》社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我在《人民日报》有很多好朋友、好同事，尤其是我所属的记者部。我与同事们一一道别，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邀请我到他家餐叙，为我饯行。这位原驻北京首席记者有一副热心肠。这里多说几句：八九年中国发生民主运动，邓小平挥军二十多万进入北京戒严，《人民日报》连载十天的《戒严十日谈》便出自他的手笔。十篇短文或直叙或隐喻，记述了北京市民抵制戒严令，劝谕解放军官兵不要把枪口对准人民，以及戒严十天，北京秩序良好，并无任何动乱的情形。
饯行的酒席间，有一位陪客，便是朱维群。我的北京首席记者朋友向我引荐朱维群，希望我邀请朱维群随我一起到《海南日报》工作。
朱维群是《人民日报》国际部的记者。他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合办的新闻研究生院。在上学期间他被送到南斯拉夫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被派往贝尔格莱德任驻南斯拉夫记者。但他时运不济，在一次驾车外出时发生严重车祸，他开的轿车与一辆集装箱车相撞，坐在他车上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夫人当场死亡，而他却毫发无损。他为什么载大使夫人出行不得而知，他对车祸负有责任，南斯拉夫法院判处他三年徒刑。碍于他是中国记者，判刑后并未执行，把他遣返中国了事。
除非他有独特的升官之道
我见到的朱维群，南斯拉夫的三年刑期未满。当时他神情沮丧，对自己的车祸导致大使夫人死亡愧疚难当。他不愿意继续留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觉得同事们看到他就会想到他在南斯拉夫车祸肇事被判刑。他希望离开《人民日报》，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工作，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便成为他的首选。
我当场答应了他的要求，表示愿意帮助他摆脱现在的处境。原因就是我看他对自己酿成车祸致人死亡有羞愧之心。我准备在《海南日报》为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等待他向《人民日报》提出调动申请后，我便会上报海南省委组织部发出商调函。
但后来朱维群再也没有与我联系。我听说他先从国际部调到总编室当版面编辑，最终还是离开了《人民日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来又去了统战部。
一年半以后，八九民运发生。“六四”血腥镇压后，我被指犯了支持“动乱”和“舆论导向”的严重错误，遭中共海南省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有两位随我一起调到《海南日报》工作的《人民日报》同事受我牵连，日子难过。此时我为朱维群庆幸，他没有随我来海南工作，避了一劫。
“六四”后，我流亡美国。大约在十年前，我在旧金山遇见一位原《人民日报》同事，他告诉我，朱维群已经当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我颇感吃惊：中共官场实行的是逆淘汰机制，按我原先认识的“诚恳、诚实、有羞愧心的好人”朱维群，应是不可能在十年间，从一位普通记者升为中央副部长。除非他有独特的升官之道，那也得首先背叛本来的自己，成为一个不诚恳、不诚实、没有羞愧心的人，作为升官的前提。但这样说，我还是低估了他，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充当中共毁灭藏族文化，亵渎藏传佛教和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镇压藏人的反抗，致使藏人接连自焚，却坚持作恶、毫不反省、不怕天谴的人权恶棍，成为一只没有良知、没有人性的凶残的狼。
那是一个逼人为狼的官场
我流亡美国后，常被人问到一个问题：你后不后悔？问的人会说：如果没有“六四”，也没有流亡，你应该是多大多大的官了。
如果中国人的人生价值是以在中共的官场上混得官职的大小来衡量，我当然应该后悔。可是人生还有另一种价值衡量，是以良心、道德、人格，和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尊重与追求为尺规。当年的我与朱维群并无不同，如果没有“六四”，没有流亡，我继续混迹于中共官场，想高升而不被逆向淘汰，我就必须像朱维群那样，弃守良心、道德和人格的底线。那么我就不能保证我不去包二奶、贪污公款、残害百姓、逼人自焚，成为人权恶棍乃至成为凶残的狼。因此我觉得我是幸运者，我得到了一个上天赐予我的机会，让我脱离了中共官场，获得新生命，使我有可能在人生旅途的后半程，去追求和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朱维群与我照面，只占我人生的一瞬间，藏人自焚，使我想起了朱维群。虽然他罪责难逃，将来一定会下地狱，但我仍相信他原本是一位好人。在中共的官场上做好人，实在太难，风险高，随时被逆向淘汰，遭灭顶之灾。那是一个逼良为娼、逼人为狼的官场。朱维群和中共官场的所有人一样，有人性的弱点，他要生存，他要权势与富贵，他别无选择，只能由人变成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