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前中坐者）（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东北王张作霖在北平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同时又是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留下了两份资料——《狱中供词》、《狱中自述》。《狱中供词》是李大钊被审问时的回答，而《狱中自述》则是他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回答。文中李大钊以国民党人自称，从未谈及中国共产党，也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李大钊为何要这样做呢？
这还需要从李大钊被捕前的工作谈起。
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后，李大钊一直在北京负责中共北方区的主要领导工作。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方式正式开始，李大钊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党在北方区的主要领导。此后，他领导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党组织，他充分利用两党统一的机会，联系各界的群众，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因此，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八日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在北平组织五万人齐集神武门搞了“首都革命”的集会后，北洋政府一直视李大钊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李大钊等人再次组织的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游行，段祺瑞下令军警开枪镇压。此后，段祺瑞政府已经意识到共产党的巨大危害，紧急下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通缉李大钊。面对这样的危急形势，李大钊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并秘密的将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移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
一个月后，段祺瑞下台了，北平城又换了新大王。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八日，张作霖占领北京，加紧对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人进行剿捕。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一些主张共产主义学说的报纸主编，如《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等，被张抓捕后枪杀。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仍然在秘密开展工作。据中共党内文件记载，自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人，国民党员也由两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同时，李大钊组织国共两党党员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
但是，李大钊们的行动很快就被强制性的制止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各国驻华公使的支持下，张作霖派兵闯进苏联驻华使馆，进行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国共两党北方机关的人员和苏方人员共六十余人一同被捕。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四月十二日，蒋中正先生在上海也向共产党动手了。四月十五日广州也有大批共产党员被抓、被杀。一时之间，中共面临着灭顶之灾。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李大钊的生命岌岌可危了。李知道，张作霖对共产党感到愤怒，如果在狱中明确亮出自己的中共领导人身份，其结果是必死无疑。如果考虑到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而国民党在北方也处于半公开的地位和张作霖正在拉拢国民党这层关系考虑，这应是与张作霖周旋的最好的活命理由。
所以，李大钊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却大谈国民党，说自己是国民党员。
在《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中，李大钊都没有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没说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连的话。在这一点上，李大钊的办案人曾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在《狱中供词》中，他明确说“我在(国民党)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委员”、“我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国民党)北方首领只我一人”。在《狱中自述》中，他介绍了自己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国民党的经过。还谈了一些国民党众所周知的情况。
此外，为了“迷惑”张作霖，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还写了一些假情况，例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在《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借“国民党人”的身份谈了一些“目的”和“主张”。例如，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说：“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又如，他在《狱中供词》中阐述道：“我的目的在建设良好政府、恢复国权、定出新经济政策，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财力，使国民贫富阶级不至悬殊。”“我是国民党左派，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最主要的是希望民族在世界上得一平等地位”；“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紧接着就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完成即促进世界革命”等。
李大钊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却谈出这么多只有资深共产党的领导层才能说出来的观点。他太自负了，他在明显的欺张大帅帐下无人哪！张作霖经营奉系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帐下人才济济。什么是孙文的三民主义学说？什么是共产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张作霖的手下办案人能什么都分不清、什么都不懂吗？其实李大钊的言行早就在其严格的掌控之中，否则怎么能抓的那么准呀？！《狱中供词》应该是确认李大钊是共产党员的最有力的证据。可李大钊偏偏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系军政府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军法会审，以“宣传赤化”、“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对李大钊等二十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却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对被其煽动的追随者来说，不啻为一个莫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