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怪事:小学生往老师脸上撒尿

文革怪事见闻(之二)

作者:远归人 发表:2012-02-25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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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下放成风,除了知青下放,又有居民下放,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被全家下放到农村。这些人家被限期下到农村,他们只得锁上城里自家的门,携老扶幼,拖家带口,被汽车运送下乡,有的被丢在岔道口。有的大队不收,无人来接。这就苦了下放的人,叫天不应,叫地无声,进退不能,不知如何是好。下到农村,逢到好心的乡民,便庆幸不已。迂到刁钻的人,则就度日如年了。下放干部情况也差不多。他们有的从老远的大城市被一撸到底。下放到一个地处深山密林的小村落,既人地生疏,又生活无门,真到了山穷水尽地步。有的在农村撑不下去,丢了性命。有的老人熬不过几天就大病不起,农家忌讳,不让生人死在村里,下放家人只好把病危老人搬到村口的茅草棚中奄奄等死。一些原本在城里中小学教书的老师,由于“出身不好”,也被赶到农村去教书,有的分配到高山深林的村子去。人都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久而久之,这些下放的人有的虽然活得十分窝囊,死了好几个,但大部分总算活下来了。他们觉得农村也有趣,山中有许多随便可采的红菰、香菰、竹笋、草药、野果,还有可做家具的木头。田里、水沟里还有、田螺、泥鳅和鱼虾。当地人抱怨,下放干部采菰时把菰种也搞光了,抓鱼时把小鱼也捞完了,许多东西都被一扫光。后来落实政策,许多下放的人可以回城,他们便自己动手,制作了小凳子,小圆桌,小木箱设法往城里搬。这些用具回城后可真派上用场。居民回到城里,发现房子霉迹斑斑,蛛网满室。有的房子频临倒塌,有的则被他人占用。但改革开放后,大家生活不断提高,城市家具式样在大步改进,这些农村带回的家具太不时髦了,于是成了一种牵起坎坷回忆的纪念。

知青下放与居民下放、干部下放,又有不同。知青下放,出工回来,做饭、洗衣、缝补全靠自己。有的知青下放时才十七、八岁,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突然离开父母,到一个离家遥远,人地生疏的农村去独立生活,艰辛可想而知。刚下乡时,有些新鲜好玩。久而久之,看到人家走门路,送厚礼,托人情(文革时腐败己经拉开了序幕)纷纷上调回城,于是慌了手脚。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婚姻、工作无着,城里父母多病,无人照应。于是焦急万分,这给一些不良分子有了可称之机。知青要上调,有几种人把关:所在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城市四面办干部,知青带队干部。这些人中的不良分子重点动起了女知青的脑筋。他们向女知青暗示,如果上调办成了,“如何谢我?”女知青提出买一架上海牌手表相送。对方仍说“你认为我最需要什么?”经过纠缠,女知青终于明白了。她们自我防范意识甚差,为了前途,就这样中了圈套。有一个大队书记的儿子,凭借老爹对知青的生杀大权,竟奸污了7个女知青。若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作梦也别想吃到这么多的“天鹅肉”。如今可是她们主动送上门的。女知青上调后,出于羞耻之心,也怕把付出大代价的收获丢失,自然守口如瓶。这让大队书记儿子一类占到便宜的家伙暗自高兴。这是文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陷入困境的男知青又不一样,他们绝望之余开始胆大妄为,在农村逃避出工,偷鸡打狗,暗中毁坏庄稼。有的睁着红眼,阴沉着脸,手持柴刀,扬言要杀人。农村人对下乡来的干部总是警告说,不要去惹他,他会杀人。有的知青下乡,出工赚不到生活,还向家里要钱要粮,羞于见人。离家远的知青,积不到路费,实在想家又多年不能回家。悲情难抑的于是自杀。后来在各地建立知青点,全体知青集在一个点,情况略有好转。

1967年开始,造反派分裂,先是辩论,而后发展成武斗,几派都去冲击部队,抢夺枪支弹药。原本平静的街道令人难以置信地用沙包垒起了雕堡,摆上了铁丝网,驾起了从部队抢来的机枪。各派占领的制高点,也架了重机枪。一时街上炸弹声、枪声响成一片,让行人提心吊胆。一个女人早起去河边园中采豆角,不知何来一枪,应声倒地,顿时丧命;一个中专生上街,一出弄堂就被击中,尸体摆放一天无人认领;一个青年人刚结婚,被派去大桥放哨,远处扫来一梭子弹,脑袋全打碎;有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电影叫《枫》,讲的就是两派在武斗时,身为领头人的姐姐将对方派弟弟击毙的故事,类似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现实中并不少见。中央有话,“文革”中打死人(包括误伤)不追究,于是以后武斗死得更多。当时由于有部队和民兵介入,两派武斗很讲战术,有进攻战、防御战、伏击战、偷袭战,有时一战下来死七八个;有时见一队突击手,三、四个人抬着一架重机枪,对着一座高楼狂扫,吓得街上的百姓赶紧东躲西藏,一条街顿成死城;双方武斗,打死的称“烈士”,于是上千人抬尸游行,喊口号,放国际歌音乐,扛花圈,放鞭炮,队伍有意通过对立派的防区,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居民们为此捏一把汗。

家庭也出了派性。我有家亲戚,原本十分和谐,但文革中却各自参加了不同派,常为观点不同而吵得不可开交。一次上门女婿拔出手枪对着岳父的头,说要“崩掉你。”为派吵架的家庭很多。中央对此很是赞赏,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了。

文革时“四类分子”被随意处置。有的“四类分子”召集人, 被派去通知“四类分子”开会,没有完成任务,回来被活活打死,死者满身是血,造反派通知其亲属收尸,亲属大气也不敢喘;有的“四类分子”身上被随意挂上手榴弹,下手人用烟头点着导火线做游戏,“四类分子”被炸得粉碎。文革中“四类分子”如同牲口,可以随意宰割。

有一个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去磨巴蕉芋,倒霉地是巴蕉芋一倒进磨槽,机器便停转了。大队干部想由此抓个“阶级斗争”的典型,硬说他在巴蕉芋中藏了雷管。事实是此时一个农民在河边放牛,牛脚踩到水闸门,水停转,机器也停转。大队干部虽然未查到有雷管爆炸痕迹,也知道了牛踩水闸的事,为了把“阶级斗争一抓到底”,还是把磨芋人押送城里关了半个月。后来又无中生有说此人家中有藏匿武器,又把他十分破烂的房子地板、墙壁到处挖洞,当然又是空忙一回。这次“抓阶级斗争典型”并没有抓出成绩。

有个公社书记,以谈改造思想为名,强迫一个地主十六岁的女儿搞鸡奸,事情败露后,给他安的罪名是“丧失阶级立场,腐化堕落”,并不提残害少女的罪名。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喜日,这一天都要说吉利话,做吉利事,逢好兆头。但偏有七八个“有问题的”中学教师,“四类分子”则在大年初一由学生押着,被赶了上街,他们头上戴着高帽,身上拴着绳子,手上敲着锣鼓,边走边念“我XXX”,并要呼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还要加上一些自我污蔑的词,让这些高水平的教师威风扫地。他们游街后回家,亲人赶紧做了一碗鸡蛋面,好让他们驱除晦气。

文革中批判“师道尊严”,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报上见一则消息,一个幼儿园老师上课时要小朋友“小手放放好,小脚并并拢”而被批斗,说她宣扬了“师道尊严”;家乡有一所小学,女老师被男学生勒令站住,这个学生爬上高台对着女老师的脸小便,女老师还不敢躲开,过后只好含泪拭去;有的小学生把大便、蛇放到女老师的包里取乐。

文革中的教师特别没有地位,被归入“臭老九”之列,连老婆都难找。

中央又发指示,“深挖洞,广积粮,要准备打仗。”上级领导要求各单位都要挖防空洞。许多单位闻风而动,紧急动员。挖洞人员实行三班倒,晚上直干到通宵。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月就挖出了大小不等的几百个防空洞。加夜班的吃一餐夜点,不收粮票不收钱,虽然很辛苦,但觉得也值,白吃了一餐。美帝苏修并没有派飞机来,防空洞也就派不上用场。后来有的崩塌了,有的堆放垃圾,有的被老百姓用来关鸡鸭,猫狗。改革开放后,有的被整理成冷饮冰厅,有的给水果商储香蕉,更多的则在旧城改造时被铲平。总之大多数是废弃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劳民伤财”。就如1958年大炼钢铁,学校停课一两个月,组织上千师生去淘铁砂,有的深山树木被砍光去烧炭,师生日夜加班炼铁,损废了大批工具。还动员学生献铁。有的人家相信共产主义就要到了,吃大锅饭了,家里的东西用不着了,因而把正在煮饭用的锅也献了出来。忙乎了一阵,结果根本炼不出好铁来,于是连生铁、铁渣、鹅卵石、泥土、木炭板结在一起交帐。大堆剩余铁砂则乘天黑偷着倒掉、填埋。明摆着得不偿失,但报纸指责“得不偿失,劳民伤财”是右派言论,所以大家只是心中有数,不说罢了。后来才知来头,批“得不偿失”是冲着彭德怀来的。

有一座地区级行政机关办公楼群,有长长的围墙。墙面原为白色,“红海洋”时刷成红色,林彪提出“准备打仗”时涂成黑色,觉得不符防空规范,马上又改成绿色,大面积的墙面用的也都是漆。后来说是防美帝苏修来轰炸,机关索性搬走了。还有一些单位较高的楼顶则每天播上绿色树枝来子防空,一天一换,因为太麻烦,改成几天一换。有一个县则把千年的古塔也拆了,说会给美帝苏修的飞机当目标。

文革时期已从三年饥荒中走过来,略有好转,但百姓仍然穷。特别农民,大多衣衫褴褛,神情麻木,并不见有“翻身”的迹象。尽管“贫下中农”在文革口号中响当当,但去农村看看,全不是一回事。许多农家孩子大寒天气仍缺寒衣,上身穿着极不合身的大人旧棉袄,下身只穿勉强遮住膝盖的单裤,没有袜子,全身冻得发紫、发颤,满脸沾着干鼻涕眼泪,常在村边烧松枝烤火,以至烟灰扑面。有的农户尽管缺衣少穿,但为了急用,还是含着泪把领来的布票卖掉。他们后山种的果树,也会被砍掉,他们挑地瓜苗到城里去卖,照样会被没收,菜篮会被踩扁。他们如果对水稻密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农村政策怀有异议,照样会被拉去批斗。城里工作组到农村,带着一把尺子,站在田埂上对着插好的秧苗横量直量,凡超过了四寸的便要农民拔掉重种。农民拗不过,只得拔掉重来。工作组一走,农民又返回原来种法,并说,“你们可以一拍屁股走人,长不出庄稼,饿死的是我们。”此话被人上告,“贫下中农”也挨批,罪名是“反对密植,对抗工作组。”一些贫下中农劳动是老把式,从不偷懒,但在实行“政治评工分”的时期,他们却成了“三角劳力”,远不如上午十点多走到田头,召集农民读几段语录,念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回家睡觉的来得吃香,这些人往往工分最高。“四类分子”就更糟了无论他们怎么干,工分也最多是三角劳力,一天七分左右。平时还要被大队派许多义务工,如抬重物,修水库,打扫会场等。

城里经常派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抓阶级斗争。下农村必须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搞“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时干部们亲身感受到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床上被褥破破烂烂,草席下垫着霉味的稻草,跳蚤成群。老年人生着病,因无钱医治,只是熬着。煮菜无油下锅,天天吃着清水海带煮萝卜、还有自制的豆腐乳、咸菜。有的人家用一块发焦的猪皮在锅边上擦了一遍,算是下油了。还把肉皮收起来,说是下次还要再用。无论干饭、稀饭,都掺进大量地瓜丝。这种东西,现在农民只是用来喂猪。住房都是木板房,难挡风雨。有的住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家中除了农具和破破烂烂几件家具外,可谓一无所有。好些小孩无法入学,从小就帮大人干活,抵劳力,看着都心酸!农民也有生活好些的,主要是劳力较强的,或家里有人在工作的,但必竟少数。农民说,每年政府征购粮食,名目繁多,有“爱国粮”、“余粮”、“议价粮”、“加价粮”。这些粮,公社来催,大队来催,小队来催,工作组来催,粮站来催,无论如何逃不掉啊。交完后就严重缺粮了。政府有时返回一些,叫“回销粮”,但远远不够吃,只维系一下,常要大量青菜、薯类来添补。自留地又受到严格限制。在大批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时,自留地干脆被取消,这可把农民抗苦了。由于大队无“副业”,田里辛苦劳动一年,工分值很低,有的队10公分才七分钱。也就是说,家里一个正劳力,辛苦劳动了一天,才得七分钱,并且还要等年终分红时才领到钱。虽说那时物价很低,但七分钱也买不了东西。平时缺钱,只好打借条去大队借,还得要大队书记批准。许多人年终分红居然倒欠几十元、上百元。副业也不是随便可搞,要大队分配,并且为了“坚决堵住农村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有严格限制。城里也在堵,农民砍一担柴到城里卖,好换几斤盐,不想挑到城里,才放下不久,柴火、柴架连同扁担全被纠察队或工商所没收了。城市纠察队和工商所类同于现在的城管。但城管是不让违章摆摊点,而文革中的纠察队和工商所是根本就不准你卖东西。文革中有些成份差的农民,儿女结婚,请几个亲友,结果满桌饭菜,连同煮菜的锅都被没收,摆到大队去示众,说是搞“三封四旧”,拉拢干部,影响生产。人被罚,食物则摆在大队的房间里任其喂苍蝇。那时政策是要把农民死捆在人民公社集体田里劳动,但光靠这样,生活如何维持得了?那时农民(也包括城里人)外出要大队打证明,限期回队,没有证明不能住旅社,无法买车票。如果去投亲访友,说不定迂上查户口,先不先就会被关一夜。

文革中还有一种“贫下中农”是真正翻身了。他们平时好吃懒做,哄蒙拐骗,素来被人看不起。因善于营钻,在文革造反风浪中走了运,扶摇直上,扬眉吐气。这种人在小说《芙蓉镇》人物王秋赦和《从囚徒到省委书记》人物郎仁池身上,你可以找到十分真实的样本。《芙蓉镇》中的王秋赦,文革结束后发了疯,在大街上高喊“文化大革命万岁!”“再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何等嚣张。他们紧跟“四人帮”,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文革后期,“四人帮”被抓。这些人凭借手中权力,组织对抗。成了“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头头。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提出“要像当年斗地主一样地开展对犯罪分子的斗争”。这些分子受到严惩,有的甚至押赴了刑场。这是后话。这种人,在文革中,是特殊既得利益者。

还有一种文革特殊既得利益者。他们是真正贫下中农子弟,正赶上“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好机会,于是小学还没有毕业就上了大学。但在大学,如何读得进书?只有去参政治。大学也不敢怠慢他们,到时候照样让他们领到毕业文凭。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后,名曰大学生,但一无所长。但单位也不敢怠慢,于是安排他去搞人人都会做,又人人都不会做的政工一类的工作。这很可能有两种结局:一种是顺应时代潮流,入了党,派到党校培训,顺着形势往前走,以后辉煌腾达了;一种是靠造反起家,在地方上为非作歹,1976年权力更迭之际,错估了形势,死死紧步“四人帮”后尘,与邓小平的新政作对。这样,他们的下场可就惨了!如今好些为文革唱赞歌的,估计是这些文革特殊利益既得者及其后代表。

文革中农村贫困,城市略好些。(即便三年大饥荒时,城市饿死的人也较少,因为起码还有粮食定量,大人每月最少有米每月24斤,油4小两。但因为那时每顿饭太“没有油水”,仍感饥饿难当。)但是饥荒时期的票证,一样也没有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饮食店门前留连再三,后来向我讨粮票,说她十分想吃包子,可惜没有粮票。我送她二两,她流着泪千多万谢。有一阵,饮食店连扁食、油条都要收半两粮票。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因而走后门成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铁壳热水瓶、搪瓷脸盆、毛巾、被面、糖烟酒、鱼类、油类、肉类、糕点类……都要请有关领导“批条”才能买得到。那时,口号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人、学生、商店职工、机关干部经常要下乡支农,帮农民插秧、耘田、割水稻。一方面“工农业大发展”宣传又震天响,但粮食、生活用品仍如此奇缺,不知“全面发展”到哪里去了?

县革委会竟然下发文件,动员人们去收集腐败的水果来造酒。

文革中去照一张相,总要说过一个月来取。现在照相,立即可取。照相人说,不单是技术,也有想法,文革时吃“大锅饭”,多干又没有多得,何必去多干。有时还会被斥为“以生产压革命”。(下续)



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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