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条”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并无直接煽动“反对工作组”的口号；相反，更多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广泛意义上的杀戮和迫害）：“破四旧”（广泛意义上的清除文化和传统）；支持红卫兵小将；继续呈现和反对走资派不同的政治趋向。等等。
这个意图的叵测之函是什么，就是毛的企图：准备让联动最终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图很快得逞；联动反对江青，冲击公安部，支持刘邓等行径，终于让毛发威逮捕之（再释放之）——这样，毛需用大学红卫兵的战略，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快速实施，效果明显。这同样是外间人士和研究者中很点明的情势。从毛的民粹极权理论上说，是一大试验；从世纪斗争策略上讲，毛脑筋转动的漩涡引发的态势，半个世纪尚显模糊。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8月5号，卞仲耘老师被打致死。
据此推论，卞老师当然是在多种势力争相表现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于乱的。这个乱中不乱的迹象和脉络仍旧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换言之，卞案说明，宋等红卫兵在这场红八月里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组）以后的暴力降级，正好相反，是响应多种势力，施行屠杀比赛的残暴结果。
八·五事件实际上拉开了红卫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师的惨剧，仅是其中之第一幕。这场凶案，是前工作组余孽和新、老势力多种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权红卫兵在八一八登台、叩关以前的投名状。
这场唯恐落后的血腥比赛，使得一些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个血腥屠戮的奠基仪式，就是血统论叫嚣——文革初期，唯有这些血统高贵者，可以有恃无恐地加入暴行——这是一般外界很难理解的、中国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权史实。
重复而言，毛并不行止与此，而是通过这个暴力的阶段达到更为广泛的文革暴力，武斗，镇压乃至最终达到其战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军队化——这是对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释。
所以，单一解释毛的红八月暴力，而并不诠释这个暴力交叉运动和权力交叉运动，都是片面取史，不足为训。
五，宋是工作组撤退以后该校不变前任的继续领导者
她们的任命，既发端于第一张大字报，也取决于她们的出身论。她们有资格成为工作组协助者，而后，又成为后工作组时期的筹委会人员，都起源于她们直接受到邓，胡（启立）的领导；且有资格在邓家里开会，讨论文革形势，采纳上峰指示，导向该校运动。这个自我定位极其明确。她们的各种言论夫子自道，自白于世，不在话下。（同注释2）
六，宋、刘等人对卞案负有责任
她们在事发后出现在承载卞老师尸体的北京邮电医院，即是明证。那是8月5号夜晚。
七人签字字条的出现即是一证。
这个字条是赶到医院的王晶尭先生先生要求她们自署的。
关于这一点作者朗钧有如下考证——
这里“存在两个版本：
“王晶垚版本。王晶垚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签写的，因为王晶垚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谁，包括他（她）们的姓名。……”“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应医院的要求签署的。因为不签署这个字条，医院拒绝抢救。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将此字条交给了王晶垚。”
“两种说法。王晶垚的说法可信度较大。
“王晶垚为人耿直，文革中虽遇红色恐怖，他不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后，立即购买照相机，将卞仲耘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相存证。当红卫兵要求对卞仲耘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也被王晶垚严辞拒绝。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签字存证的要求。
“松文说此字条是医院要求学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话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如果红卫兵也想抢救卞仲耘，双方一拍即合，签字何用？
其二，从死亡证明没有如实写明卞仲耘是被殴打致死，而只写‘死因不明’，可以判断，受到威胁的是医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无法解释这张签字条为什么会在王晶垚先生手中。既然是医院要求签名，就说明，医院的就医程序需要这个签名条。医院得到此条后应将其存档，而不是将其转交死者家属。医院将此条转交王晶垚的说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条在王晶垚手中，这个字条具有证据的属性。李松文空口无凭，不足为训。”（注释4）
七，刘进第二天（卞死后）代表官方发表校园广播传达上峰表态
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对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态，他说：……（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刘进则说，（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们的威风……。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预演
毛、周、吴德知悉该女中打死人事件后，毛办（？）周办抑或什么办公室非但没有追究杀戮者的罪责，反而在十三天后之八·一八，让该校红卫兵在宋、刘率领下登上天安门，遂出现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嚣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后，对于宋等人行为的无耻肯定，且进一步鼓励，唆使和策划八·一八以后的暴行。
王晶尭先生在那次反击“光荣校友”的声明中写道，“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注释5）
重复而言，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当周恩来办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后，会不向毛如实禀报。
随后，毛看到这个事件，犹如闻血而动，见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开始发生冲动——故此，他稍后时间便叫嚣“要武”，把宋变成一个暴力符号；目标指向，不单是对卞仲耘，也是对此后一个月，北京无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年8月8日中央出台《十六条》，虽在说“要文斗，不要武斗”；8月5号，卞老师就被武斗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样，在对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时期，毛，刘处理不同，立场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刘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导下，全国照样出现官方镇压和迫害事件——这和毛民粹直接发动红卫兵运动势成互补。
当然，如果硬性判定这两种暴力的轻重缓激，可以说，毛发动文革和刘多少抵制之之间，尚有一个毛“强极权”和刘“弱”之之区隔。不然，人们就会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场上去。
倒退几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据大饥荒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确，在此课题上，毛、刘之间的观点异别。
坊间说，毛、刘一致形成发动文革之“集体智慧”，这样一种叙述，肯定有所误差。
九，红卫兵成立日期辨正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记载了这个事实：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注释6）
（此外，红卫兵，子弟兵，血脉和骨肉——这个本来就为共产党留了一手而从未在其任何文件、决议中对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难点。）
一向以来，存身于文革中的红外围中人，更是仆见主形，紧紧跟随。
于是，经过几年酝酿和谋划，截至去年冬天，宋，终于历经四十年蛰伏开始发威；而红外围就像文革中紧跟联动和老红卫兵的保皇党人，开始杜撰与其出身和利益（立场）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风格文字（如，前此红卫兵“五人谈”中的冯静兰，就是这类红外围之一员；而叶维丽，则是夹杂在外围和中心的主脑人物。）于是，红卫兵以颠覆历史，歪曲真相和反扑反文革的极大势力，卷土重来，登台亮相。
十，毛记红卫兵和刘记红卫兵之异同
一如前述，宋氏红卫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顾毛，刘双红卫兵性质。
何以在工作组撤离以后她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队于毛。
而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无此幸运。
虽然，所谓革军子弟（军队干部子弟）之所以比较普遍反对工作组，这和林彪体系支持毛，打击刘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有待再探考的课题。
深而言之，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归纳在毛之清晰的战略布局之中；而后来，这个体系加入了宋、这样的原工作组人马——再后来，在联动垮台以后，全国所谓造反派登堂入室，泛滥如斯，完成了毛曲径达鹄之铺垫。
于是，宋氏肩负几种使命的角色，开始形成，开始发效，并最后在八·一八一天，她给毛戴上沾满卞仲耘血迹之红袖章的时候，终告完成。继而，宋成为文革历史上最大的暴力符号。
这是中国文革历史中任何一派红卫兵领袖，任何一派造反领袖无法做到，也不能实现的符号光荣符号梦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说，何以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风头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们上，站在毛前发表演说和叫嚣……）又说，这个宋彬彬现象，实际上阴错阳差该为彭小蒙现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释是，宋，彭之选、之争，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级制度和遴选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在于，宋氏父亲宋任穷的文革提升和等级鉴列；彭氏父亲，不够这个级别——所以，认为宋风头压过彭，使得宋为毛宠是一个偶然，这是怪写历史，不足为据。
十一，宋氏组织八·五批斗会的证据
（一），作为领导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获卞仲耘、王晶尭于1966年8月时期写给上层的冤情报告。宋、刘们要卞在八月四号就交出这份材料。
于是，（二），八月五号清晨，卞、王握手永诀，准备赴死（见胡杰电影《我虽死去》）——既然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提出八·五凶杀是一场偶然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由乌合之众乱打乱批之类的“失序”论，根本就是毁灭真相。
（三），所谓“煞煞她们的威风”——这个当时宋在批斗会现场的用语，在陶洛诵，胡志涛，（含刘进广播讲话）等五、六位现场目击者和该校成员的记忆中，不约而同做出判定。无可辩驳，不能否认。
（四），宋，刘，叶（维丽），冯（静兰）等人炮制的“抢救论”，更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试问，卞仲耘被打死以后三、四个小时，尸体（死和濒死之间）被抛掷于校园一隅，躺在一辆板车之上，屎尿失禁，浑身抽搐，无人搭采，加之阳光爆晒，身上还遮盖一条雨衣，压着一把扫把……试问，这几个小时，你们是在抢救，还是在促死？！
还有报告说，当有人提议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时，校、宋一方认为，阳光灿烂之下送往医院，影响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后，云云——这难道也是抢救？
（五），史料记载，宋彬彬确实和受难者家属王晶尭有过一次谈话记录。这次谈话的主旨有几点：一是，宋认为她未打人。二是，她认可“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三，她们见卞已死亡，担忧于前，欢呼于后；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开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后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后，成千上万人被打死，这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而非性质。
而这个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该校揭开的。这是宋不可回避的史实。
固然，这时她业已成为毛营一员而非刘、邓阵营者人。
十三，没有证据显示宋直接打人
这一点，也务必说清楚。
迄今为止，卞仲耘案件不是十分清楚，而是十分不清楚。
宋彬彬文字出台的背景令人堪忧。文革否定式，历经邓时期比较稳定的态势，却在他逝世以后逐渐倒退。
这种遗忘和淡漠使得宋氏一类人趁虚而入，大做文章。现在，逆流已成，暗潮拍岸。
我们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完蛋的时候，要写出“第三帝国兴亡”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同样不能说明我们只能让贤于后而不做任何努力。
虽然，我们现在不单要对宋的文字施行厘清，更有广泛接受挑战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继续这个争论，以袒护真相，说服众人。
王晶尭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当如是乎，诚哉斯言！
注释——
注释1：《记忆》网刊
注释2：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记忆》网刊
注释3：刘自立《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观察》网刊
注释4：朗钧《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惨案追踪》，《北京之春》杂志
注释5：《王晶垚致师大女附中校长公开信》，《观察》网刊
注释6：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传记图书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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