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右）和胡锦涛（左）在2012年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上。（AFP／GettyImages）
在绵延了长达十年的江（泽民派系）胡（锦涛）之争中，胡锦涛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有力、胆壮，他如今掌握的优势十分明显。
首先是获得了军队的支持，郭伯雄、徐才厚等军方大佬几次三番地指名道姓要求军队“听从胡主席的指挥”。3月27日，《解放军报》登出评论员文章《国情党情发生变化，部队时刻听党指挥》，在这篇体制内人士都觉得耸人听闻的文章里，再次不厌其烦地要求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说明胡锦涛现在已经把军权牢牢地抓在了手里。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军队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地位。在大多数时候、或者说在正常情况下，军方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甚至是不大的。因为在“文革”结束后，中共元老们为了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有意对军队的地位做了边缘化处理。有感于“文革”中许多风潮和运动是从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开始推向全社会的——比如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等，以至于当时的多半“模范英雄人物”都是解放军战士形象；以及各地“革命委员会”中的军代表干预地方事务制造了许多混乱，“文革”后中共元老们降低了军队在政治圈中的位阶，不让军方有能力干政。大政方针由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做出，在中央委员会闭幕期间，实际就是由政治局那几个常委来行使党的最高权力；日常的行政事务则由国务院的政务系统负责，不让军队干政也就是不让“枪指挥党”原则的体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军方出身的只有叶剑英和刘华清两人；而且从“十五大”至今，军方的代表就再没有入过常。中央军委的主席和第一副主席都是文人出身的干部；而今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在党内只位列政治局委员；军队四总部的主要负责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基本是中央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如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振起就是中央候补委员。总的来说军方人物在党内的政治位阶不是太高，但是一到了派系斗争的关键时刻，军队的作用就十分关键。因为共产党并不是民选授权上台的，本身并没有合法性，在派系斗争难分高下时，不可能交与司法裁决；也不可能交与民众用投票的方式裁决，因此枪杆子就有了最终的“话事权”。尽管不一定会走到那一步，但是谁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就有了压倒对手的优势。也就是说谁掌握了“不讲理”的力量，谁就胜出了。而这个力量现在在胡锦涛手中。
需要阐明的另一点是，在中国某人有了签字的资格，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真正的权力。权力的本质在于服从，你能签字、颁布命令，但别人不听你的也白搭。也就是说任何人想控制军队，你光有一个军委主席、或副主席的头衔是不够的，军队里必须有你的亲信执掌帅印、有你忠实的追随者、有你的人脉，这才是真正的权力。所以袁世凯做不做这个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是无所谓的，北洋军是他一手缔造的，北洋六镇里的主要将领全是他的哥们儿，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都是他的亲信骨干。以至于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庭想调动北洋军镇压，派来领兵的陆军大臣荫昌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官根本没人待见他，逼得清政府只得重新启用袁世凯。同样，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是否辞掉军委主席的头衔也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他当不当这个军委主席，只要他活着，军队就会听他的而不是听别人的。
因此胡锦涛虽然当了快八年的军委主席，并不意味着他有真正的军权，但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力挺有相当实质的意义。对京畿安全来讲，这几个单位最为关键：北京军区（司令员相当于“直隶提督”）、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相当于“九门提督”）、武警北京总队、和中央警卫局（负责人相当于“大内侍卫统领”）。中央警卫局是由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掌握；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出身于兰州军区，在他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副军长、升任军长的这段时间内，郭伯雄就是兰州军区司令员。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是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旧部。在极其看重派系和出身渊源的军队系统，由于郭伯雄和徐才厚等老军头在军队中根基深厚，他们有许多部属正在军队中担任要职，他们对胡锦涛的表态效忠具有相当实质的意义，能带动军队整体上站在胡锦涛一边。
而相比之下，江派的主要人物周永康在军方就没有什么根基。周是石油干部出身，从四川省委书记的位置上进京掌管公安部，北京也不是他的地盘，在上面所说的北京军区等四个关键部门里也缺少人脉，如果最终撕破脸皮掐起来，他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毕竟政法委系统大权在握十余年，一些省市首脑就是从政法系统晋升上来的，所以周永康虽然在北京掀不起太大风浪，但仍有可能在地方上制造一些事端。3月26日，地方政法委书记进京培训的第一天，周永康讲话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二天《解放军报》就登出标题《党情国情变化，军队时刻听党指挥》，这说明胡温虽然掌握了与京畿安全有关的主要部门，但他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然十分危险、脆弱，有可能“党情国情”发生变化。
除了握住了枪杆子之外，胡锦涛的第二大优势是他掌握了党内的话语权，可以借王立军和薄熙来案迫使那些左右逢源、模棱两可的官员表态。相当于说：看，薄熙来胡搞一气，弄出了王立军这么大的事，严重危害到了我们整个统治集团的安全，你们是要和薄熙来站在一边，还是和以我为代表的党中央站在一边？在当前的气候下，胡锦涛挟此居高临下的政治优势，其他官员很难扛得住。
第三个优势是长期工于心计，瓦解对手见到了成效。薄熙来在重庆对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旧部大力清洗，使得原本同属于江派的贺国强和薄熙来产生嫌隙，从而可以为胡锦涛所用。有传闻说在今年“两会”召开之前，胡锦涛向贺国强施加压力，让老贺“看成办”，促成了贺国强的倒戈。另外一个需要提醒的细节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赖昌星。赖昌星去年被引渡回国后，似乎一直没有看到这张牌发挥很明显的作用。为了引渡赖昌星，胡温甚至允许加拿大官员探视、旁听聆审，按中共自己的说法，这些承诺甚至有“干涉中国司法独立”之嫌。早在去年笔者就估计，如果赖昌星引渡回来一点特殊用处都没有，这笔买卖显然成本太高了。在这次薄熙来事件中，与厦门远华案有牵连的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始终没有任何态度，笔者揣测赖昌星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胡温很可能已经利用这张牌迫使贾庆林屈服了。
贺国强倒戈、贾庆林噤声、吴邦国和李长春也不见表态、习进平和李克强支持倒薄，胡温在政治局常委中也已经占有优势，江派在中央基本已经瓦解，周永康作为仍然在位的，欠有镇压法轮血债的主要责任人，显得十分孤立。
但是胡锦涛的困境也不容忽视，他最大的困境在于优势并不稳固、也并不十分可靠。由于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给统治集团制造了很大麻烦，胡锦涛凭此迫使那些左右逢源的官员表态，拥护他的主张，别人暂时没办法提出异议，但是要知道胡温本身也并无过硬的政绩或军功，他们的资历也并不十分深厚，而且他们自己的任期也所剩无多，所以眼下这种优势是难以持久的。这种时刻最忌讳的就是犹豫不决、错失时机、以及做事不彻底，那就真有可能会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胡锦涛的另一个困境是他的顾虑和担心，害怕真要惩办周永康，曝光了周的罪行（镇压法轮的血债是周永康罪行中的很主要一部分），会引起整个共产党体制的坍塌；还有就是真的启动政改，如何面对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弹。但笔者看来，局势走到今天犹豫不决是最大的危害。过去60年中国社会积压了太多的冤屈和血泪、现实中又有如此多的危机和矛盾，如果对这一切没有一个明确的交待，中国社会不可能达成和解，国家也不可能继续前进。
归根结底，这个顾虑就是最终要不要保共产党的问题，继续顶着共产党的旗号就意味着要背负之前所有的历史包袱。不丢下包袱就意味着要继续压制过去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也就意味着以周永康为代表的顽固派和“血债派”仍然可以用“维稳”的名义把持大权，阻碍任何社会进步，那么中国除了坐等矛盾的总爆发之外也就别无前途了。
所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到今天已并非不可以突破，共产党的外衣也并非不可脱掉，因为这个体制内已无人再相信这套学说，所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凝聚共识、保护自己利益的幌子罢了，人人都心知肚明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血债派”在当今的中共决策层中，毕竟只是少数，当然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死牢牢地和共产党的生死绑在一起以求自保，清算他们当然不可能撇清共产党体制，但是体制内的其他许多人实在没必要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生死系在共产党这条要沈的船上，大可学学叶利钦反戈一击，在未来的社会同样有自己的舞台。
而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也并非一些人想像的那样无限强大、无限顽固。这次以雷霆手段拿下薄熙来后，原来不少嘴上很强横的人立刻就收声雌伏，变得老实乖巧起来。如果进一步拿下周永康，端掉政法委这个中国前进道路上的拦路石，事必将极大削弱中共顽固派的抵抗意志。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到底有多大胆量虽然不敢定论，但既然以“利益”为宗旨，就必定没有什么要坚持的理念和原则，而利益消长总是动态变化中的，他们对自己保有多少利益的预期也是随是对手的决心而变化的——你的决心越强、越明白、行动越果断，他对自己的期望值就越低。
归根到底一句话，当断不断，必受后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