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国际在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前抗议，2009年。（图片来源：Thierry Roge/Reuters）】
1989年6月5日，对天安门抗议者血腥镇压的第二天，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妻子李淑贤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方励之是一位知识分子，大力支持民主和人权，他和他的妻子在中国的通缉名单上名列榜首。方被指责是学生抗议的幕后"黑手"之一。
一年多的时间里，方和李住在北京大使馆的地下室里，而在外面，中国当局追踪、逮捕和关押了其他许多所谓“反革命罪”嫌疑犯。1990年6月，他们被允许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其后的22年他们一直在美国过着流亡生活。受国际社会对天安门镇压的反应的影响，关于方励之前途的谈判非常复杂。在美国，国会在一年一度审核中国最惠国待遇时争论不休。
1989年6月5日，美国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七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最终，邓小平释放方励之的条件之一就是取消这些制裁。与现在很相似，人权问题与贸易和美国国内政治显然紧密相连。今年4月6日，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去世。几周后，盲人活动家和异议者陈光诚出现在美国驻华使馆，又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官员们引发了另一场外交危机（距地方警察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避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4月22日，陈光诚戏剧性地逃出山东，19个月来他一直被软禁在他的家乡山东临沂。在支持者的帮助下，他行程250英里到达北京，找到美国人寻求保护。2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陈光诚一直为残疾人士和中国的其他弱势群体大声呼吁。2006年，他帮助曝光临沂计划生育执行中的高压手段，后来被起诉并以“故意毁坏财产和聚众阻碍交通”定罪，被判处4年零3个月监禁。陈光诚入狱期间，他的家人遭受威胁、拘留、监视以及语言和身体上的虐待。
陈光诚在大使馆里呆了6天，在此期间他告诉支持者和美国官员，他不想申请避难或者去流亡，后来他离开大使馆。华盛顿和北京达成协议，允许陈光诚留在中国学习法律。他被护送到一家医院进行医疗检查，治疗他的脚。逃亡的时候他伤到了脚。
对于陈光诚是否受到压力才离开大使馆，西方媒体的报道互相矛盾、不断变化。国会的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甚至连有望参选总统的米特·罗姆尼也参加了。“如果这些报道是真的……对于自由这是黑暗的一天，”他说。他指责奥巴马政府急于达成协议，没有给陈光诚和他的家人足够的保护。
将方励之和陈光诚的案例并列放在一起考察，可以发现在当今中国异议分子和活动家们的政治图景有着多么显著的不同。1989年的示威以呼吁终结腐败为开端，后来扩展到要求民主改革，1978年以来就没听到过这个词。人权活动家魏京生在1978年宣扬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他被判处15年监禁。
天安门事件之后，像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像王丹这样的学生领袖要么流亡，要么入狱。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用入狱的异议分子作为交易筹码：它充分利用，允许独立工会领导人韩东方（1993）和政治异议者刘青（1992）离开中国，换取美国继续维持最惠国待遇。它利用1998年释放学生领袖王丹，向美国施压，要求其撤消对联合国一项谴责中国人权政策的决议的支持。
今天，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全球大国。它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要债权人。美国在2000年也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取消了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查。除了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签署于1998年，但还未获批准）之外，中国已经批准了所有主要的人权条约，包括妇女、儿童和少数族群权利保护公约。但是，中国并未按规则参与游戏，这个国家仍然对批评的声音抱有敌意，担心信息的公开自由流动，并且不信任它自己的人民。
由于缺乏有效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中国的律师和活动家们继续面临严重的限制和风险，包括人身侵犯、骚扰、被迫性消失、非法拘押、受到虚假的犯罪指控。4月12日，200名新律师必须用修改过的誓言进行宣誓，要忠诚于党的领导。
同时，很大程度上由于互联网的原因，中国人权活动的性质、范围和影响已经发生改变。到2012年3月，中国网民的数量超过5亿（2000年时为1690万）。这个国家据说拥有超过10亿手机用户，其中1.9亿用的是智能手机。新浪微博（中国版的推特）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且仍在增长中。新浪微博的用户对腐败丑闻、重大交通事故、污染、住房、土地纠纷甚至立法程序中的违法行为积极进行评论和报道。随着大众的不满和公民行动在网上的蔓延，他们的范围也在扩展，人民不仅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要求政府对环境危机、猖獗的腐败、受污染的消费产品、大规模的侵占集体土地、危险的工作环境以及不断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承担起责任。
北京可能已经建成了最先进的防火长城，但漏洞始终存在。即令临沂的暴徒们可以威胁和殴打试图探望和支持陈光诚及其家人的人们，但当局也无法防止陈光诚和他妻子详细讲述所受虐待的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北京完全禁止像“墨镜肖像”这样的网上运动，“墨镜肖像”是指收集民众戴黑色墨镜以示支援陈光诚的照片。
而在2010年党的宣传部长对全国人大所做的报告中，中国的综合互联网管理战略显然坚持反制和控制互联的自然本质：“只要我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联通，各种境外有害信息就有渠道和手段在国内网上出现。”然而，正如陈光诚事件中的谈判应对和公开信息所展示的，党也发展出了周详的、复杂的策略来对媒体进行审查。此前，陈光诚逃脱的消息甫一传出，中国政府对陈光诚的名字、临沂、大使馆甚至对中共9位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进行审查过滤。陈光诚在医院的时候，要探视他或者对外界传递信息显然也都是受到控制的。
而且，随着陈光诚案情节的发展，中国活动家和律师们的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2000年代初期，律师进行了职业化，并且发展出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国家法律干部的身份体系。关注社会公正的人们想在这个体系内工作，帮助建立中国的法制框架。他们倾向于公开与人权和改革的活动家们谨慎地保持距离。但随着过去十年来中国当局表现出对这个系统的种种限制，从而导致许多中国的律师和活动分子变得更为激进。
讽刺的是，中国不仅没有培育富有活力、广泛知情的民众——这对于应对大规模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至关重要——相反，中国继续加强政治和社会控制，即使它已失去修补其防火长城数以百万计裂缝的能力。2011年末，乌坎的反腐败抗议是民众权利诉求的典型例子，他们赢了，13000名村民和平示威的图片在YouTube上流传，后来当地的官员被罢免，举行了新的村民选举。另一个例子应当是对温家宝总理要求调查陈光诚村子中的大规模腐败和虐待。大规模抗议、独立律师、网民活动分子的不断增加无疑展现出中国未来前进的唯一道路是通过尊重公民权利来实现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局是已看到了不祥之兆，还是被自身的利益所蒙蔽而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党的生存？
原文：《外交事务》ChineseDissidenceFromTiananmentoToday
发表时间：2012年5月10日
作者：谭竞嫦（SharonK.H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