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２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百位文学艺术家”的名单里，有些名字是意料之中的，如贺敬之、铁凝——吃人嘴短的规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官饭也是饭，概莫能外。而另一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如叶兆言、苏童，还有冯骥才，甚至周国平。
就事论事，无甚新鲜。引用一则评论，“能够邀请百位著名作家亲自动笔，去抄反文学、反艺术、反思想的领导讲话，这本身就极不寻常。更不寻常的是，这些作家居然都欣然接受了，尽管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个讲话的政治历史意义。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如此堕落，所谓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反过来说明，7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原地踏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是集体的恶，没有人是无辜的。”除了诺奖云云失实，其他基本靠谱。
为邪恶伴舞，是多年来所谓“文学艺术家”的本分。即使环境相对宽松有些年头了，故态复萌的惯性发作，也是情理之中吧。跪趴的姿态久了，要习惯站立也不容易。如果仅此而已，此事只值微博上敲那么三五行字的事情。
真正可观的，是“文学艺术家”们的华丽圆场。叶兆言先生算一个路数，归纳起来就一句话“不当回事”。他不无轻松地表白“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 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
叶先生大概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不知道“红歌潮”从西南烧遍全国的盛况空前，不知道满屏的谍战片群魔乱舞，遂可潇洒地“不当回事”。即便如此，抄写这样一份“自小没什么好感”、又“觉得好笑”的东西，拿去面对大众公开出版，他又是拿什么“不当回事”呢？“深深懊悔”、“狠狠刺痛”，掩不住是拿自己“不当回事”，拿读者大众“不当回事”，自吃苍蝇，且心安理得地给别人吃。
一个作家，也许当不了荷矛的战士，也承受不起社会良心的重任，至少应该做到真诚表达。在烂泥地里打滚之后，还要挤出一点肉麻的笑容，以示自我作践得轻松坦然，真该改行去当戏子的。而且，是那样一种戏子——卖艺、卖身、卖笑，并向恩客赠送一份不太新鲜的灵魂。叶先生可以考虑一下，那比当作家更有前途，而且收益更多些。
与叶先生的潇洒应付不同，著名学者周国平仿佛很郑重，专发了一篇博文，题为“纪念《讲话》时我纪念什么？”。照例，谈自己的早年经历，面对“讲话”是如何沉重、如何矛盾。又把2004年的“立此存照”翻出来，以示早已反思: “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绕场一周、时光穿越后华丽转身，“ 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
周先生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采取叶兆言那种故作潇洒的回避态度。他试图证明同样是手抄讲话的行为，他和贺敬之们适用不同的道义责任评判标准。他承担“糊涂”的无心之过，却不忘表白高尚纯良的动机。乃至他完美的智性也在先知先觉的“当年就有”的反思中充分体现，这种智力与道德的双重优越感赋予他解释自身行为的全权——“以我为准”。
然而，无论是叶先生的故作潇洒，还是周先生的以我为准，大概都是无效的。公共领域的
道德标准以行为后果为准。贺敬之的抄，与叶兆言的抄、周国平的抄，都是一样的。而越是标榜动机无瑕、明白事理，越是显出人格分裂的巨大落差。这一点上，叶、周二先生，甚至比贺敬之之流更不如。
贺这样做了一辈子吹鼓手，“好官我自为之”一路走来，到了风烛残年、行尸走肉的人生末路，大可“彪悍的人生不用解释”——因为本无道理可讲。他注定将与他的时代一起，走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叶、周两位先生标志着中国的“文学艺术家”正在从贺敬之、郭沫若之类的驯服工具，进化为现代犬儒。
与老一辈驯服工具不同，现代犬儒并不依靠饲主的赏识为生，似乎也不以饲主的赏识为荣。他们不会以宏大理想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自我麻痹，那是老一辈驯服工具的低级趣味——恰恰相反，他们秀自己的清醒、秀自己的反思，以此建立声誉、树立形象。可是，反思、清醒、智慧和行为无关。仅仅一千块钱或者所谓“人情”，就轻易做出人格分裂的行为。而且，事后他们又会从清醒、智性、反思等等“好词儿”中找到轻松解脱的理由，仿佛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如果说驯服工具是出于服从的义务践踏和歪曲价值观，那么现代犬儒则是堂而皇之地把价值观与行为隔离，以正常的道德感坦然作恶。这是多么可怕啊！
事关自由意志。驯服工具是以自愿为奴否定自由意志，现代犬儒则是取消了自由意志的日常意义。自由意志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行为，并承担后果。而现代犬儒有清醒的价值观，也有明确的行为，却是分离的两截。“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不在乎”、“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得那样做”，价值观被内卷为纯粹精神活动、智力游戏，无关公共领域活动。这样空洞化的自由意志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谈资与消遣，名士作派的装饰品。
对作家而言，自由意志的丧失意味着创作生命的结束。老一辈作家如老舍、曹禺被极权规训、裹挟后，再也没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今天荒疏、萎缩的中国文坛难道没有这样的问题吗？今天已然从无权沉默的高压时代走出，现代犬儒照样为邪恶伴舞——甚至多了一份智性的、潇洒的坦然。只能感慨，自我阉割的刀子，比旁人的屠刀更锋利些。
或者，真到了鲁迅所言，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时候了……如果犬儒的毒素遍布这个社会，将是什么光景？在清醒中麻木、在反思中顺服、在厌恶中配合——所有美好都被活埋于概念、辞藻的华丽坟冢，活死人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