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十二岁，每天最快乐的事是放学回来打开家里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听在地区师范学院读大学的二哥眉飞色舞的讲述着北京发生的故事。电视画面上，是飞扬的旗帜，青春的面孔，呼啸的救护车，生动而质感。
那一年的夏季特别炎热。
在放学的路上，我和同伴们走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上，不再像往日那样打闹嬉戏，我们几个小伙伴开始讨论国家大事，我说：“我们给赵紫阳爷爷写信吧。”伙伴们说：“你写，你作文写得好。”可是该写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懵懵懂懂的觉得我们该做点什么。
父亲从县城回来，说他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的马路上，有人给他撒传单，他没要，骑着自行车很快的离开了。
父亲是乡村小学校长，过去因为成分不好，一直入不了党，曾经为此大哭。他怕。
后来，电视机上不再有生动的画面，变成了杀气腾腾的喧嚣。
七月，异常炎热，已经毕业的二哥一直没有回来。父亲急了，去学校找二哥。
父亲从长途车上下来，二哥的系主任在车站等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儿子住了学习班。父亲听到这句话，当场栽倒在地，口吐白沫。
系主任抱住父亲，连说：没事，没事。
父亲回来后告诉家人：二哥在学校里是学生头，领着同学们上街游行了。学校里有五个学生住学习班，二哥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拿不到毕业证，没法分配工作。
我模模糊糊的为二哥骄傲，同时听到父亲的唉声叹气，又分外担心。
一个月后，二哥回来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而是沉默不语。他每天都在村外的田野里徘徊，眉头紧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父亲每天都逼着二哥去县教委，打听分配工作的事情。二哥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亲含辛茹苦，就想让孩子们离开农村，有份工作。
二哥常与父亲争吵。后来二哥终于分配到了工作，到镇上的中学当老师。又后来，他考上研究生、博士，成为名牌大学的老师，副教授。
后来二哥跟我回忆往事，他说：在当时游行的时候，在经过军分区时，许多同学要冲进去，当学生头的二哥拼命制止了。
也许是二哥的制止救了他，他分配到了工作。
后来我偶然碰到二哥的系主任，他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你二哥他们都是热血青年。
那一年夏季，从此在一个12岁少年的心中扎下了根。
那一年的记忆，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
1995年我上大学，碰见一个学弟，谈起六四，他说他家里有很多当时天安门的照片，都是他哥哥在北京拍的，我兴奋异常，让他拿来看看，他从家里拿来，我看到了民主女神高高耸立的照片，看到了万人攒动，头缠白布的悲壮画面，我对学弟说：这些都是宝贝，你好好收藏着。学弟不以为然：你喜欢就送给你。我如获至宝，赶紧收藏。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家乡的乡村小学当老师，有次跟同事们闲聊那一年的事，一个女同事看我慷慨激昂，冷言冷语的说：“你说得那么兴奋，你可知道我就是89年上的高三，因为学潮，我们都没有能参加高考，我回家务农，现在成了民办教师。“
当时我懵了，望着这个女同事，才知道那一年的事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也就在那时，我开始整夜整夜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知道了更多的六四故事。开始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读刘军宁主编的《公共论丛》，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1998年，弟弟在镇上开书店，从武汉的书市上买来很多盗版的港台书卖，其中有《六四真相》、《天安门》，王丹、封从德的回忆录。那些书都卖得很火。大部分的买者都是镇上国企的退休工人，他们从不还价。弟弟很大胆，大摇大摆的把那些书摆在书架上卖，后来，一个老师给《湖北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写信告发，说我们家的书店在大量的卖反动书籍。
文化站的人拿着《湖北日报》把我家书店摆着的这些书全部都收走了。
不让摆着卖，就偷偷卖。冬天，我和弟弟穿着厚厚的棉衣，把这些盗版书揣在怀里，见到有打听这类书的老工人，就从棉衣里掏出这些书，极力推销。书卖了不少，弟弟赚得喜上眉梢。
不久，弟弟从武汉回来，很沮丧，说书市被扫黄打非了，这些书都进不到货了
后来，家里的书店再也没有卖过那些书。
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谈起六四，在地方上当小官的姐夫说：你天天看那些反动书籍，为六四叫屈，你不想想：如果当时不镇压，哪里有这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哪里有我们这一家的小康生活，稳定压倒一切！
我怒不可遏，离座而去。
1999年的六四那一天，我在家绝食一天，写完《六四十周年有感》一文，完成我精神的成人礼。
2000年，我到杭州，住在浙江大学的学生宿舍考研，在浙大的校园论坛上，看到《天安门》的纪录片，被大量下载，互联网开始强大传播。
在杭州，我结识了傅国涌，在他简陋的家中，听他讲述他的故事：那一年，他参加学潮，在天安门发表演讲，认识他的妻子，后来他被抓，在火车上，锁链从手到脚，他入狱。他的母亲，一夜白头。他的妻子，北师大的高材生，因为是反革命的家属，得不到学校的提拔。他给我看他坐牢期间，他妻子和孩子去探监的照片，一家三口，笑得灿烂而纯净。
那是我见到的世间最美丽的照片。
2002年的某天，一个朋友约我去拜访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王有才的家，王有才当时因为筹办中国民主党坐牢，他的妻子胡江霞在家，我和朋友在路上不停绕弯，防止被盯梢，辗转到王有才在杭州翠苑小区的家，终于见到胡江霞，相聚畅谈，很愉快。不久，听说王和胡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王有才经过中美谈判，被直接遣送美国，后来，胡也去了美国，听说他们复婚。
在杭州，一个大老板找我借去了王丹的狱中回忆录一书，久久不归还。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一年，他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那一年的夏季，他的一个脚趾头被打断，他后来下海，成为巨富。
2003年，我和朋友在杭州三联书店开始举办学术沙龙，傅国涌说：那是杭州的民运一代被打压下去后，杭州第一次公开举行的民间公共活动。我们也请了傅国涌去演讲，那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讲话。
2005年我考到云南昆明去读研究生，某次上课，一位老师突然对着我们十多个同学讲起六四，他说：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既有非常纯洁，也有非常肮脏的事情。老师当时在北京读研究生。亲历了那个夏天的事情。我闻之惊讶，老师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校长，官居正厅，这是我第一听体制内的官员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六四。
下课后，我兴奋的跟几个同学讲我起所知道的六四，几个80后的女同学睁大眼睛听我讲述，仿佛在听异国奇闻，她们问一旁一直听我讲的班长老大哥：他讲的是真的吗？班长点着头说：是真的，都是真的，当时我还在天安门，睡了几晚上。班长是68年人，参加过六四。
那几个女同学仍然不敢相信，感叹道：我们怎么以前一点都不知道啊。
与我同住一个寝室的美术系研究生老杨，70后，党员，大学教师。有次晚上卧谈，他说起他们村里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六四时失踪，20年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是他们村里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恨共产党。”老杨说完这件事后恨恨的说。
我所在的学院一个教授，曾是那一年云南学潮的鼓动者，他跟我讲述他带着学生上街的情景：从学校翻墙出去，上街喊口号，六四屠杀后，他发起了云南的第一次抗议游行。秋后算账，他被停课审查，几大摞材料摆在面前，要求他承认罪行，学生保护了他，都说是学生们自发上街，不是老师鼓动的。他得以保留教职，然而自此以后，他开始不停的与女学生恋爱，一个接着一个，几次离婚，风流玩世，本来早该当系主任的他，一直当不了。有次在饭桌上，他当着学校领导面大骂：中共从89年就该垮台了，早他妈的该死了。
举座无语。
学院的老师说：他自六四以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天天骂共产党，玩女学生。
我的研究生导师，一位老教授，民主党派，他告诉我，六四后，云南省委组织民主党派座谈，他在会上发言说：关于六四的处理，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政府要那样处理。导师说20年了他一直没有想通。
2009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应聘考试排名第一。由于曾经在海外网站发表几篇文章的原因，云南安全局的官员突然来学院对我进行政审，那是我第一次与安全部门的人打交道，内心充满恐惧。
安全局的一个副处长问我：“你如何看待六四？”我沉默良久，说：“六四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事情，很复杂。”副处长久久的盯着我，说：“难道你不认为正是党在那一年的果断行为，才有后来的繁荣发展，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想起了与姐夫的争论，他们一个逻辑，无人性的逻辑，我沉默着，怕失去大学教职，不敢反驳。
可是我的政审仍然没有通过，学院最后以我“不热爱祖国不热爱社会主义”为由，在院党委会上否决了对我的录用。
直到现在，我还在为我当时在面对维稳机器时表现出来的怯懦而忏悔。六四不仅仅是八九一代的事情，也是这个土地上每个人的事情，是暴政下的血，是国家无法愈合的伤口，如何看待六四，不能有模糊的说辞，不能有暧昧的借口，而应该直接了当的对暴行说不，对血写的事实和墨写的谎言说不。对六四的态度，已经成为衡量每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拷打每个中国人良知和人性的试金石。任何触犯底线的行为和表达，都是违背良知的不义行为。
2009年，我被大学驱逐后赴京漂泊，此后的岁月，认识了很多老师、朋友，我听到了更多与六四有关的故事。
刚到北京时，我在一家喉舌杂志当记者，一个同事大姐跟我说：九十年代初期，她读大学，一个军人喜欢她，追求她，她不冷不热，有次散步，那个军人问她：你们大学生是不是还恨我们当兵的？大姐不作声，军人接着说：我没有开枪。
我的另外一个女同事，80后，武汉大学的文学硕士，男朋友是部队的军官，有次听我们闲聊六四，很惊讶，回家询问男朋友，她男朋友告诉她：当时他们军人的枪里都没有装子弹。女同事深夜打电话来跟我争辩：到底死没死人？她到底该相信谁？我反问道：没有装子弹，那些学生和老百姓都是怎么死的？我们争辩了半个小时，她最后也不知道该相信我，还是她男朋友
她后来和男朋友吹了，不知道是何原因。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餐厅，我与从香港来京的于硕教授聊天，她谈起她的六四故事：当时她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年轻老师，是刘晓波的同乡和朋友。整个夏季，她拿着照相机和录音机，在天安门广场上采访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她想记录这一切。六三夜晚，她最后一波撤离，刘晓波曾告诉她他的包放在纪念碑的一角，那里面有刘晓波准备赴美的护照和钱物，撤退时，于硕往纪念碑台阶上跑去，准备去取，学生纠察队员死死拉住她，大喊：不要命了！把她按倒在地。她回到学校，把拍的照片给系上的一个领导看，其中有她在中国政法大学门口拍到的被打死的学生照片，学生的脑浆都留在了地上，这个领导当场嚎啕大哭，拿出公章和一摞介绍信，盖了很多空白章，交给于硕说：孩子，你赶紧逃吧。我能帮你的就这些。于硕说：她一生都记着这个领导，在当时，他这样做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这些普通人，身上有着最可贵的人性闪光。
于硕拿着这些介绍信，辗转逃到广东，到了蛇口，准备找袁庚，她在一个岛上躲了半个月，后来成为黄雀行动第一个被救的人，她到了香港，后来去法国，与法国人结婚，后来获得人类学博士，成为大学教授，她现在从事中欧学术交流的工作。
在北京宋庄小堡村，于建嵘老师的家中，我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六四时，于建嵘在湖南衡阳家乡，在市政府做秘书，于建嵘的一位同学，高干子弟，在天安门举过旗帜，六四后逃回湖南家乡避难，于建嵘给他找了个住处，最后安全部门找到了于建嵘，那位同学没事，但是于建嵘被审查，他一激之下，辞职去海南下海，后来赚了200多万，后来又洗脚上岸，读博士，做学问，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六四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北京一个酒吧，某个深夜，我听艺术家高慧君谈他亲历的六四：6月3日的夜晚，读大学的高慧君和同学们在长安街，子弹呼啸而过，他的一个同学在他面前被从地上弹起来子弹穿胸而过，当场死亡，他立刻匍匐在地，往后爬行几百米才躲过一劫。老高讲得惊心动魄，仿佛一切都发生在眼前，他厚厚的眼镜后面，有晶莹的泪光闪烁。
某次在西四环的餐厅聚餐，好友温克坚兄向我介绍席中的一个中年人说：他是马少芳。我愕然，问道：你就是六四首批通缉名单中的马少芳？马少芳点点头，说：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这样的年轻人还记得我。我连忙举杯敬酒，说：有些人和事，是无法忘记的。
马少芳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六四学生领袖，他出狱后经商，一直在国内坚持，矢志不移。
在天津的泰达艺术馆，有次与著名艺术收藏家马惠东先生先生喝酒聊天，酒酣耳热之际，马先生说：80年代后期，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进入当时的智囊机构体改所。后来被清洗，从体制里逃出，下海经商，六四20多年间他从未去过天安门，每次开车路过，都绕道而行。马先生说：六四的枪声之后，改革就死了。
著名哲学家黎鸣先生是我的忘年交，白发苍苍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名，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他告诉我：六四时他在青年政治学院当科研处长，后被撤职，差点被捕，工资被停发，六四后的十多年，他再也未领过共产党一分钱的工资，靠翻译和写书清苦度日。
在宋庄画家村，某次与著名诗人芒克先生喝酒聊天，他告诉我：89年初他从国外回到北京，参加《今天》10周年庆典，参加和北岛等人呼吁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签名，六四后被带着黑头套从北京劲松的家中押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关押了两天，后被释放，抓他的人对他说：抓他是为了他的安全。芒克后来靠画画维持生计。
有次在一个茶楼，与一个中年商人聊天，他说他曾在部队服役过20多年，谈起六四，他滔滔不绝，他说：当时他就在天安门的指挥中心值班，中心在地下一层，他负责情报汇总工作，每天从他们中心派出的情报人员几百个，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被监控者。他说那阵子，北京市长陈希同几乎每天都到指挥中心来。
在北京搞出版的余大哥是我同乡，他跟我谈起他的六四，那一年，他在湖北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极其苦闷，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油印了10多份给同学朋友，后被告发，他被逮捕，在看守所待了一年，未经审判被释放。他说：中国的看守所是最残酷的地方，他是爬着出看守所的。他出来后才知道疼爱自己的外婆在他被抓的当天，去世了。出来后，老婆和他就离婚了，他开始了四处漂泊。
旅居欧洲的作家李剑芒有次回京跟我聚谈，他告诉我，六四时，他的同班同学，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的堂弟郝致京失踪，后来他在医院看到了郝的遗体，是被打死的。李剑芒说：他的父亲之前曾跟他写信，告诉他别当英雄，枪响起来后，就趴在地上，父亲对李剑芒说：孩子，你不知道他们的残忍。
微博兴起后，我认识了很多知名不知名的网友，其中有位北京姑娘，名叫渴渴，是政府网站的主持人，她跟我说：六四时，她上小学二年级，六月三日那天是她生日，一家人在姥姥家给她过完生日后，从呼家楼走到公主坟，一路上，她看到了燃烧的公交车，路障，扭曲的自行车，夺路的行人，画面恐怖，让她终生难忘。六四的记忆自此挥之不去，她上微博后，不时发布一些六四的图片和史料，微博很快被封，她现在是微博上活跃的转世党之一。
朋友海涛，作家，北京通州郊区人，他告诉我：六四后，他们附近村里的大妈大爹每天被组织到城里扭秧歌唱颂歌，唱累了想买个冰棍吃，但是城里的小贩不卖给他们，说他们没良心。
……
与六四有关的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那一年，作家野夫在海南做警察，面对屠杀，他毅然脱去警服，提交辞职信，告别体制，后来他在武汉被告发，后来入狱，后来母亲自沉长江，后来他写出名作《江上的母亲》……
那一年，朋友杜导斌从家乡县城来到省会武汉参加大游行，后来，他在网络上抨击时政，后来他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的异议人士……
那一年，许多父母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许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那一年，许多精英漂泊海外，许多人客死他乡，终身无法回来，那一年，中国成为一个断裂的世界，一个生死界，一个分水岭，那一年，20世纪的中国其实已经结束了。
2010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坐地铁穿过北京城，从城东郊区来到城西的木樨地，我坐在木樨地的马路边，想着20多前发生在面前这条大街上的血泪，想着天安门母亲，想着那些永远离去的同胞，很久很久，心很沉，泪欲落，哽咽着，无语到黄昏，那个下午，我默默写下了这首诗：
在木樨地，想一个人
——致丁子霖母亲
今天，我在木樨地
想着一个人
我不认识他
但我永远记得他
此刻，我想着他
就像想起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那是21年前
就在这里，木樨地
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地方
那个残酷的夏季
一颗子弹
穿过了他的身体
他只有十六岁的身体
他发出了最后的呐喊
然后，告别了这个世界
这个罪恶、血腥和充满谎言的世界
他走了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
这个永恒的少年
从此无法长大
而我们，在没有他的世界
一天天变老
一直到现在
这么多年了
仿佛一个世纪
不，是几个世纪
我们眼看着自己的衰老
而无能为力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活着
我们需要活着
然后，我们想和这个世界慢慢妥协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注定无法和这个世界妥协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这个少年
他永远无法长大
所以我们必须衰老
衰老，其实就是死亡
今天，在木樨地
我想着一个人
我想着他
就像想着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个失散了21年的兄弟
我想着他
这个永远年轻的少年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
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泪
何止没有泪
我们连血都没有
我们的灵魂早已被掏空
在枪声中，在流弹中
在一切历史的涂改和遮蔽中
我们唯一还能做的
就是来到这里
想着这个少年
象想着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个失散了21年的兄弟
他没有离去
但我们再也无法将他找回
时间如同杀手，23年弹指一瞬。有无数的国人遗忘了，还有无数的国人在铭记。我是六四后一代，在23周年的这天，我写下这份真诚的记录，如同把我的心捧上一座流血的祭坛。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份还在迟到的正义，我相信：血，不会白流，审判，必然会来到。
2012年6月4日于湘江之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