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关于百来位著名作家分段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家们手抄的《讲话》将由作家出版社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为题出版。据报道，有的抄写者担心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拿不出手。就算字写得再好，抄写的酬劳也不过区区1000元，因此，他们的手迹应该还算不上“墨宝”，抄写也不是为了酬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情呢？
作家们是爱荣誉的人，能够被选中并邀请来抄写《讲话》，无疑是被肯定为中国最重要，最杰出的文艺界人士，甚至是文化领袖。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荣誉观，是因跻身于一群名人中而得到光荣的那种荣誉。
对于文化人来说，荣誉向来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是一个“人格觉醒”的结果。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把形成文化人特殊的荣誉观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在十三世纪，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以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多才多艺的人”和“完全的人”成为新的人格理想，而荣誉正是这样一种新人格的外化：“和这种个人的内部发展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
这种“人格觉醒”荣誉观显然不是《讲话》所鼓励的，《讲话》要求“文艺服从于政治”，至于政治是什么，如何服从政治，则是由手握政治权力的人说了算的。即使那些参加抄写《讲话》的文化人士，也不见得个个都赞同这种文化服从政治的主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参加的并不是一件表达自己真实主张的事情，而是一件与表达真实主张无关，或者根本就有所违背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逢场作戏的犬儒行为而已。
确实会有人是因为赞成和支持《讲话》的主张而参加了抄写。然而，抄写并不是一种表达赞成和支持《讲话》的理性方式。参加抄写只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而不是公共说理方式。参加抄写的都是文化精英，又都是公共人物，他们如果有什么主张要向公众，包括一般文艺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倡导，理应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自己持有这样的主张。即使在“文革”那样蛮不讲理的时代，每逢纪念《讲话》发表，文艺界的头面人士也会谈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那多少也算是一种对《讲话》文本有实质理解的表示。
今天参加抄写《讲话》的文化精英，他们无须对文本有任何实质理解（哪怕是装作有所理解），而他们所作的是对《讲话》象征性表态和支持，既无表态的实质内容，也无支持的确实理由，与一般群众的拍手、欢呼没有什么不同。
任何出版物，包括这个《手抄珍藏纪念册》都是公共读品，都是用来影响公众的。象征性的表态支持是一种宣传式的暗示诱导，不是用理性话语引导公众的方式。《手抄珍藏纪念册》就好像是百来位文化名人站在一起，各人手持一册《讲话》，一语不发，以此形成一种暗示性的“大家赞同”的象征。他们有责任分别向读者说明自己为什么赞同《讲话》，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真诚地赞同《讲话》精神，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赞同者有责任向社会说明自己赞同的道理是什么。否则，赞同就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姿态，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象征。它同时利用“名人效应”与“人多势众”，诱导别人有样学样、人云亦云的非理性模仿。这种暗示性提示的影响依赖于一个消极被动、不善思考，更不善辞令的群众群体。暗示性提示对这样的群众可能是有效的，但却是有害的，它不但不能开启民智，反而使得民众更加依赖于外来的非理性心理诱导，变得更加愚昧。即使用于心理治疗，真实目的暧昧的心理暗示也是违反职业伦理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受邀抄书的作家都欣然从命的，可惜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姓名。媒体似乎只关心那些抄了书的，这就又可能造成一种假象，那就是，那些愿意以抄写的方式为《讲话》站台的，他们比拒绝抄书的更值得关注，更值得公众的尊敬，他们才配得上作家和文艺家头上的荣誉光环。
作家，尤其是那些著名的作家，是公共人物。他们的责任不只是写小说、写诗，他们应该是有社会责任的人，其中就包括帮助民众深化对重大问题的认识，并就此积累新的知识。参加抄写《讲话》的作家们，他们或许以为，单单抄写《讲话》就已经是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逢场作戏也好，象征性表态也罢，单纯抄写《讲话》都还不是公共说理，也都无助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深化和新知识积累。他们抄书比和尚念经还不如，和尚念经至少还要下记忆的功夫，而他们的所做的只是“抄写”：和尚念经还得念全了，而他们每个人只是抄写170来个字的片段！
凡是政治正确的，未必都是值得跟风或表态支持的，一窝蜂的表态中鲜有独立思考的可能，驱使这种表态的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条件反射。这种一窝蜂的耻辱是个人的，更是群体的。“文革”结束已经36年，这样的“文革”教训却至今没有被人们认真汲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编辑，只是轻轻挥舞了一下政治正确的指挥棒，就居然能如此便利地让这么多文化精英没头没脑地翩翩起舞，更何况当年伟大领袖的无上权威？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起一支明烛。知识精英的集体理性思考退化，又该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原因？如果连他们也无意去寻找真正的原因，中国的文化状态又怎么能不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