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高干两类手法 薄案处理轻重谁定？

按照一般规则，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央会公开宣布薄熙来的问题如何处理。从轻发落的话，大概是开除党籍公职、削夺为民；从重发落的话，就会“双开”之后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责，“铁窗”之苦、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前者是党纪处理，后者是国法处理。对于薄熙来这样一位政治局委员、地方大吏之高官，如何处理他本人及他的问题，党纪与国法的界线是微妙而灵活的，不仅取决于事件的性质，更重要的是事件背后的种种复杂诡异多变的政治斗争、人事关系、局势发展。事件的性质和这些因素的“互动”，决定了是只“动用”党纪，还是党纪、国法一起招呼。

毛泽东时代，中共处理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一定要和政治有关，和政治上犯“路线错误”或“搞政治阴谋”或“反党夺权”等有关。这样做的“便利”在于可随时炮制“黑材料”，捉住一言半语或什么“讲话”，捉住某些高干们“来往密切”、“活动不正常”等等，就砌人入罪。这样在政治上“砌人”，方便虽方便，但也很容易被翻案。政治形势一变，政治斗争有了新发展，原先“被定罪”、“有问题”的人就要“平反昭雪”，甚至成了“英雄”，成了“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之后，中共总结了这种“翻烙饼”式的折腾教训，也因为宣布不再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了，特别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再有什么政治局委员级数的领导人要在没有社会政治事件下被处理，那就最好不要和政治挂钩，而是在经济上、违纪上“发现问题”，像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做，手续上、取证上虽然麻烦一些，但一旦入罪，不易翻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