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斗争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竟有百多万知识份子成了共和国的“贱民”（有资料说是三百四十多万，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五十八万多人）。他们有的被送入监狱，有的押送到劳改营或农村监督劳动，自此再没有人敢反对执政党的施政偏差，当然更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置疑。诺大中国全掌控在毛泽东指掌之中，使他获得了历代中国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在他治下的中国执政党和八亿人民，好像是个面团，想怎样捏就怎么捏。反右后他忘满得意地又提出了“超英赶美”和“大跃进”超自然目标，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设想。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在一篇《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导中公然写道：“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0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刹时，“卫星”一词成了各行各业的追求目标。
“劳教”是毛泽东一个重大“发明”，也是他不明杀右派暗诛异已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剑。在中国法律条文里，没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惩罚条款，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使用法律手段来判处右派份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国务院于1957年8月1日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有三条是针对右派的，故中共各级党委负责人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把揪出的“右派份子”或不顺眼的“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又称“最高行政处分”，没有时间性，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通信言论自由”哩！至于几时解教，主要是“改造表现”。因此，要想“表现好”，就得“靠拢党和政府”，“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立功受奖”。一言以敝之，通过“劳动教养”把人变成一条没有脊梁的狗。
铁流是写文章的“铁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联所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上，发表了铁流一篇不足12000字的“干预生活”的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于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联合召开的千人批判斗会上，被定为“死不悔改”的极右份子，旋即开除公职，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后转“415”筑路支队，再转看守所、监狱，一共关押了整整23年，相当于一个字关押铁流一天。不过总算大难不死，但在铁流身边先后饿死的难友有号称“南方神童”的刘盛亚(原西南作协副主席，留德归来的著名作家，曾有小说《三K党》和《再生记》)，死后不仅没有棺木，连一个独立的坟头都没有，是几十上百人埋在一起，1980年“平反”开追悼会无法找到遗骸，骨灰盒中只好放进他生前所使用过的钢笔；1955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教育学家董时光，在他回归那天周恩来还亲到机场去迎接；这位爱国人士也活活饿死在“劳教”场；还有一个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知识份子、老中共党员、行政十三级的大干部叫于勉，反右前曾任重庆人民银行学校的校长，也没有逃脱饿死的命运，在他临死前手中还紧抱着那个、从日本鬼子收缴来的胜利品铝皮饭盒。如此如此，不胜枚举。
1958年为了打通大西南通道，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壮威助阵，内昆（成都至昆明）铁路决定动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立即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出一批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份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当年四月十五日那天组成筑路支队，故名“415劳教筑路支队”。
在距铁流所在中队十里之遥的12中队，负责横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这条便道把云南的大关县和盐津县连在一起，必须抢在年底通车，保证筑路物资通行无阻。便道最艰难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顾名思义，凡猿猴攀登的地方不是千仞高峰，便是万丈悬崖，奇险而又峻陡，只能削山斩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的争夺进度。可是支队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通车。他们号召劳教人员要待罪立功，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颗大大的“卫星”。中队抽出一个实力最强的大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炮声轰轰，号子声不断。按安全技术操作，本应从山顶往下削，但干部为了抢进度，抡工期采取掏掘开挖。就是说不从山顶削下来，而是从悬崖绝壁中掏空一条路（又叫挖神仙土），这样会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如此违规操作，等于拿生命开玩笑。中队干部们为了荣升，为了得奖，哪管右派份子的死活，天天在那里督战。路基挖出来了，山也掏空了。大约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天暴雨特大，一个小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发现细石和泥浆从顶头砸下来，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一声轰天巨响，整个猴子崖向前移了十几米，几百吨的一个个巨石把滚滚横江截去一半。16名施工中的右派份子，来不及叫声爹妈，全埋在巨石重新垒起的山崖里。不仅无一生还，连具尸体也看不见，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许是仅有一次）的群体“山葬”。惨剧发生后消息被封锁，也不通知受害家属，也不向各中队告知。但是“纸包不住火”，只要是当年在“415”筑路支队的“教民”，谁不知亘古惨剧！此惨剧深深留在铁流的脑海里，常常闯入梦中。几十年后的今天铁流仍存余悸，老是听到轰鸣之声，老是看见具具带血的残体。在铁流《风波万里》的组诗中有这样的记载：
天崩地坍势如雷，横水却步鬼神惊！
一山巨石截江断，几多男儿未有声。
梦里家人谁知晓？断头天涯无信音。
祸起酷吏强功利，只图升官放“卫星”。
他叫胡什么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庆大学调干生。他个儿很高，有1.85米，长得白白净净，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比铁流至少大八岁，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他是一大组二组的小组长，只要是休息时间他就躺在连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沉思。后来铁流通过他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当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可没有上过火线，一穿上军服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后回到学校读书，解放后考入西南革大，毕业后分到重庆人民银行工作，后作为调干生再去深造。1957年整风鸣放，他在一次座谈上公开为董辩护说：“董时光要反党，为什么要在1955年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既回来又为什么要去反党？从逻辑上讲不通，除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回来的。”想不到就这么几句话，被划成右派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一次铁流请他为墙报写稿，他久久地望着铁流，好一阵后才说：“晓枫，我现在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写什么稿？你不就是写稿写出右派来的吗？小伙子，要吸取教训啊！”铁流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铁流的肩头继续说：“这里是劳教队，专政机关，我们一定要少写少说，不要再惹出麻烦。我家庭包袱大，爱人又没工作，孩子在读书，一天愁死了。”
胡大学为了帮助家里，每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后把余下来的八元人民币一个子儿不剩的全寄回重庆老家，从不买生活用品和“进口货”（当时修铁路的粮食供应标准尽管比农场高，但也不够吃，常常觉得肚子饿。原因是没有油荤和副食品，再者劳动强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铁锤炮钎，那铁锤最轻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击铁钎才能把岩石打个米印。一个炮眼浅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气？上拱发旋用的力气更大，两个人要把重达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马架，腰板常常压成了一张弓。因此，右派们大多数人都把余下的钱买“进口货”，不向家里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学身高体大，热能消耗自然比铁流们多）。铁流渐次发现他瘦了，常背着人喝盐开水和吃折耳根（一种野菜）。一天天特热，毒毒的太阳挂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他突然晕倒在路基上，铁流急忙把他扶在树阴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学，你不要太节省了，得买东西吃啊！不要饿坏了身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警觉看看四周说：“晓枫，你是好人，说话得注意。不要担心，我自来有贫血。”说话间，监工的干部从老远走来，他立即站起来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干活去了。出于关心，铁流把这情况向中队管生活的事务长作了报告，建议能否给他增加一点粮食标准。事务长把眼睛一愣，大声申斥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吗？”吓得铁流连声认错。没过多久时间，在一个冬天早上，起床后有人发现胡大学长伸伸地躺在厕所地边，睡觉了，跑上前不停摇拽，可他没反映，原来早已咽气了。中队长叫来卫生员检查，想把死因弄个清楚。卫生员背着药箱跑来东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浊音，一按是水祸，皱着眉半天不表态。包中队长等不及了，忙问：“什么病？”卫生员想了好久才找出一个适当的医学术语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中队长不满意地盯了卫生员一眼，不屑地说：“什么心脏衰竭？我还不知是痨病。看着干什么，快把他埋了，免得传染人。”
胡大学走了，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家里没有人供养的妻子和孩子。
“415”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说，“劳动教养”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改造关。”所谓“生活关”就是忍受饥饿，纵然饿死也要无怨言，还得说“社会主义是人间幸福天堂”；“劳动关”就是超负荷的加班加点劳动，累死了也要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思想改造关”就是在每晚的学习会上痛骂自己、践踏自己，骂得越厉害，践踏得越彻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415”筑路支队转调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转调到四川广元地区修筑广旺（广元至旺苍）铁路。此时正值所谓的“自然灾害”。右派们53斤的月粮食定量骤然降到42斤，实际吃到肚里的不足35斤。在那个“米贵如珠”的岁月，黑市粮食每斤高达人民币五元，纵是一斤红苕、南瓜每斤也卖到一点五元人民币。右派们每月的“工资”扣去12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外刚好可买一斤黑市粮。饥饿，可怕的饥饿；扑杀，残忍的扑杀。这时铁流们都是已有四年“工龄”的“教民”，大家对“摘帽”或“解教”已不感兴趣，成日所关注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不受饥饿熬煎之苦。于是劳教队出现了许多怪异现象：一是不少人纷纷将自己值钱的衣被或手表，拿去向驻地四周的老乡换取食物；二是贿赂炊事员以便在打饭时能照顾一下；三是凡家里有食物寄来的难友每日出工必须背在身上，纵是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中，否则立刻不翼而飞；四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的瘁死；五是出现逃跑潮。为此筑路支队在管理也进入了空前的残酷残忍。批判斗争，捆绑打吊，带铐砸镣，每天都有。铁流是全中队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打的好汉，“衣服换馍偷粮食，”外加“生吃猪肉活吞鸡”。当铁流把自己衣服换完吃掉后，出于报复便专偷干部的衣服去换。一次落马被捆绑打吊整整一天，第二天照干不误。铁流的中队最先逃跑的是张先痴（南充市文联《嘉陵江》文艺编辑）、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干部），他们从天津取道准备偷渡香港，后被逮捕归案分别判处10年、15年有期徒刑。铁流于1961年春未夏初砸铐逃跑，行至广元市即被抓捕关于集训队小监。
何谓“集训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蔑视人权的又一“重大发明”。他们发现纵把这些异类关进监狱，并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于是采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队中设队，监内设监双管齐下的手段。首先他们把劳教分子分为“左、中、右”三个大类。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与尊严，专视检举发打小报告，企图用别人痛苦去换取提前“摘帽解教”），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卖命，但在劳动与生活上也任劳任怨，即所谓中间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拢，从不打小报告，坚持个性与人格尊严的反对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为三类，即经过批斗愿意悔改认错的，虽未悔改认错但仍能争取转变的，“坚持反立场”不改的死硬派。第一、二类在严格的监督下作为“反面教员”留中队继续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类送到“415”支队直管的集训队“改造”。集训队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觉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这样他们还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专门设置了小监。顾名思义即单独牢房。被关押的人不劳动，月定量为22斤，每日八两，吃住拉撒在一个屋子里。人是群居动物，把你单独隔离关押，既不能吃饱又不见日光，还无人说话交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味道？
铁流在小监关押了近两个月，一天突然把铁流放了出来，叫铁流回薛家桥新建的二中队报到，奇怪竟无人押送。这时才得知毛泽东因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导致全国的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得到了“平反”。于是党内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也提出“应为右派平反”。毛泽东立即发下“天示”：“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于是不满、愤怒、仇恨在胸中燃烧。此时正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除继续揭露清算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外，还肯定铁托和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的功绩。一时大家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性”，“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升虚火发高烧”，全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共产党要向全国人民清罪，毛泽东应引咎辞职”，“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铁托，把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更为马列主义联盟”等等。
1945年参加地下党的难友周居正，远在1947年就在重庆领导“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发动“民变武装”，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关“红岩”的小说、电影中刻意描述的故事情节，但那是江姐不是周居正。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他们又策反敌特然后越狱。在枪声密集，血与火的生死关头，周居正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仍帮助难友郭德贤（中共党员，曾任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背出四岁小孩（此人现是工程师，在天津）。
就是这个周居正1957年打了右派。这种打右派的痛苦经历，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也就是中共经常所批评的许多老革命是带着民主主义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心中向往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在日记上写道：“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要实行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强民富，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社会主义的中国”。可这段精僻的见解便成了“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纲领”，也是周居正被杀的“证据”。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可见周居正不愧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他是以生命殉葬了自己的理想，一代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剧。他们不屈不扰、前仆后继地追随中国执政党，以为找到了献身的依靠，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这个“革命”却无法容忍民主自由的思想火花，把他的儿女非要冷酷无情地置于死地不可。
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生）在作了一翻深研中国前途命运后提出“中国应该运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国的科学制度”。他活活被打死于“415”101队。铁流同队同铺的难友杨应森，一个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中尉军官，仅因在整风中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言，被划为极右开除军籍送来劳教，现又说：“应赶快建立马列主义联盟，以挽救中国，解人民于倒悬”，并开玩笑“愿自任书记长”。铁流则认为“检验一个党一个领袖，不是纸上写的东西或嘴巴上的大话，要看他是否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繁荣昌盛。”自贡市文联的王志杰，偷偷在纸上画了一幅头戴王冠、身穿长衫、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他一手拿着马列主义盾牌，一手举着法希斯杀人屠刀，左脚踏民主，右脚踏自由的漫画。这些议论，这些想法，想不到竟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使不少右派难友惹来杀身之祸。
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右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随着客观的变异而变异。一些“教民”由于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更经受不住“立功受奖”的诱惑，总想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去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自觉廉价地去充当酷吏的搜山狗。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错划右派姚××就是如斯。他为了“立功”，立即向中队作了检举，说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在积极发展成员，伺机准备暴动，还列举了几十个人的名单。中队立即向大队报告，大队立即向支队报告，支队立即向劳改局报告，劳改局立即向省厅报告。为了利于“破案”抓住“证据”，公安厅以姚××作为特勤人员，叫他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里。大约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机关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戴上械具关入戒备森严的集训队。接着在各中队召开杀气腾腾的大小会议，号召全体劳教人员“自首坦白，检举揭发”，搞人人过关。整个筑路支队一片红色恐怖，风声鹤戾，人人自危。对被认定的几十名骨干分子，日夜刑讯，迫其交待。不少人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再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69名难友被送进了监狱。
后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这69名被捕人员中有23名“罪犯”被判处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
一，重判的23人：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38岁（判处时，以下同）。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8年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脱险。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教,1961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死刑，1964年3月被杀于四川省永川县。1985年其妻提出申诉，1999年被驳回。其妻继续申诉，未立案。
杨应森，原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四川岳池人，33岁，1966年11月22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被驳回，于1964年3月被枪决。
魏昭，南下干部。原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副科长，执政党员。湖北均县人，36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1983年、1986年省高级法院两次驳回其申诉，向最高法院申诉，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陈仲伟，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四川巴县人.30岁。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劳教，1962年5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
廖廉康，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四川荣县人，35岁，1963年11月17日被判处死缓。
冉茂涵，原长寿县小学教员，四川酉阳人，44岁，1963年11月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彭恢荣，原健为县粮食局、区供销社会计。四川健为人。32岁。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全松，南下干部，原西南炮校、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旺苍县人民银行干部。江苏溧阳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会职业不详，四川甚邡人，50岁。1958年被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四川汉源人，38岁。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诉，1964年1月5日维持原判。
袁进修，原万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染平人，31岁，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干部。原屏间山县粮食局干部，青年团总支书记。上海人，31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1年被驳回申诉，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彭福志，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铜梁人，38岁。（1980.9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4年申诉，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后、2005年其近亲属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熊绍武，转业军人，原秀山县合作联社采购员。秀山人，30岁。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文化程度，达县人，35岁。1963.12.16判刑18年。劳改中因工伤事故死亡。
费宇鸣，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大学文化程度。成都人，33岁。（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3、11、17判刑15年。1981年申诉，被驳回。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陈民国，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大学文化程度。涪陵人，33岁。1959年劳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县小学教员。江北县人，50岁。1963、12、17被判刑15年。
陈彦，转业军人。原平武县粮食局干部。贵州大方人，34岁。（1980年复查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62.6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10年。
朱梦波，转业军人。曾在华阳干部疗养院任助理医生，后在成都开业行医。江苏无锡人，33岁。1958年被劳教，1960、11被判处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诉，被驳回。1965年提出申诉，没有答覆。
陈有为，原武胜重庆小学教员。武胜人，31岁，1957年被为右派（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送农村监督劳动，1966年到内蒙，被“捉回”。1961年劳教，1963、2被捕，1963、12、18被判刑12年。提出申诉，1981、8、24省高级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无罪。
朱世臣，新都人，26岁。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划为右派、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县法院判刑13年。
谢友树射洪人，33岁，转业军人，1955年在重庆被收容。1958年劳教，1963年广元县法院判刑8年。
二、劳教队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吴建章内江县法院加刑8年。
贺少真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管光荣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杨福民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三、由当地公安机关管制（17名）、劳教3名等处理共41名：
筑路支队：李朝富、朱绍文、黄光明、周志坚、邓先基、殷立万。
永川看守所：胡荣光、周荣华、陈云武。
永川茶场：谭国仁、焦德润、易永康、刘大学、钟克勤、张国中、李治民、杨兴寿、李才义（另案处理，现已平反）
荣山煤矿：陈昌辉、陈光裕、谢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芦山苗溪茶场：李平扬、马国才
秀山县：舒顺德
达县：任明晃
灌县：汤从田、魏兴志、郭福良（农民）姚凤起（免刑）
健为县：刘华年
松潘县：唐永禄
河南镇平县：陈同瑞、杨温友
陕西原县：余运中
吉林省××县：李海龙
灌县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诸君均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卷宗》档号：16666-16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