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西方哲学的思辨推理整理和重新解释中国的太极哲理，被马克思利用。唯物辩证法是洗脑邪术，误导人诡辩而失去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再造行尸走肉的人，苟且偷生，舍弃“自由康乐的精神生活”，以谎言恶语诽己谤人。
关于蒋介石，在我看来，蒋公比窦娥还冤，本名“中正”还不被我们叫。1955年蒋公在台湾国防大学演讲《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我前日读过后喟然长叹：洞见共匪是邪教、坚信天命通神，醒得早莫人能跟，孤掌难鸣难怪失败。
用“涅槃、新生”等概念解读历史，国共33年党争（1926年至1949年），在我看来，就是湘军和太平军13年战争的继续。所以我看蒋中正是曾国藩，看毛泽东是洪秀全，看李秀成是孙中山。这当然是管窥，却也能穿起我的历史珠子。这样不仅可解释共匪1949年的暴乱成功，也能说清军人蒋中正何以思想卓越。
蒋公用同情的和综合的思想解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指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神），“理念”哲学是对中国的“太极”（上天）哲理的思辨论述：通过“存在（正）→实在（反）→理念（合）”的“正反合”辩证原理，理性地阐述了人类世界的演进过程：由阴到阳、微观到宏观、混沌到有序、野蛮到文明。
哲学家和神学家其实是用不同的话语讲世界和人类是怎么来的。神学家通过故事说世界和人类的来历，例如《圣经》说众神怎么合创神与人共在的这个宇宙，耶和华是怎么创造亚当和夏娃置放在伊甸园，又怎么把他们逐出来的。再如中国传说说我们头上日月与神州大地是盘古的身体变化出来的，中国人是女娲造的。各民族的创世和造人故事形成各民族的天命信仰、文化，歌舞、战争都与之相关，例如希腊神话说他们城邦的人得罪了神，而神通过美女海伦让他们出海作战受难。哲学说世界和人的来源，不说故事，也不说给不低头沉思和求知的大众，而主要说给“爱智慧”的智者和自己的心灵。说水，说气，说土，说火，众说纷纭。
但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在书斋、讲堂、研讨会的象牙塔，民众该吃吃、该睡睡，学生该上课上课、该作业作业，辩论是非并不惹事生非。没有哲学争论引发的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进行的战争。但马克思的哲学是个例外。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以人本哲学讲性善而说理性和爱并主张社会主义宪政运动的时候，他尖刻地批判，明说他的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更是掀动工人的阶级仇恨，以斗争、革命、专政的方式改造世界，社会主义不是民主宪政而是革命专政砸碎旧世界。
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仅是学说，更是邪说是宗教这一点上，马克思明目张胆并直言不讳。这当然不是什么真理在握的理直气壮，而是人在邪教中的气焰嚣张和误入邪道的走火入魔。欧洲哲学家在17世纪之后不说正邪的事，也的确方便了马克思篡改黑格尔的辩证法蒙骗世人做坏事，但没有蒙骗住蒋公中正。
尽管跟鲁迅一样，原配妻子也是母亲包办的，但蒋依然孝敬母亲，没有由恨母亲而滋生的恨礼教的狂人思想和视角，人如其“中正”之名，中和而理智清醒，正直而尊神祭祖。蒋公在中国五四运动中陷得不深，所以没被新辩证法蒙骗住。
蒋中正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周易》、《道德经》、《论语》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也是教人择善而从的。所以他1955年清楚地指出：黑格尔“解释历史”的唯心辩证法，被马克斯“唯物辩证法”卑劣地移花接木、伪装欺世了；共匪邪恶至极，“只要能达其目的，无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都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管唯心论、辩证法，都被用来“掩护其狡诈万恶的邪说暴行”；谁要是接受“唯物辩证法”的歪理宣传，谁就会患一种“眩共”病，“为共匪所眩惑而迷惘无主”，被“矛盾律”引入你死我活的斗争歧途，质变后自我否定了。
我读大学和研究生课程，被“马列主义学者”在书本上宣讲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弄得眩晕不分好坏了。而蒋中正却没有，一眼洞悉共匪“矛盾律”的“退一步进二步”等斗争战术的邪恶：视人类为兽类，将战场上的敌对斗争推到各个家庭和全社会，使夫妻、师生、师徒相斗，最终家国体系“归于瓦解”；快被消灭时，暂时跟视为敌人的一方妥协，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外部，例如红军在江西保卫苏联的苏维埃运动失败后，打出“抗日”旗号，导引全民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抗日，使共匪能在延安种鸦片而生存。蒋中正如此见识，我没在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那里见到。这三人都缺善心慧眼。
毛泽东更是不仁不义。没有彭德怀、林彪，毛泽东在江西就成了国军的俘虏，瞿秋白似地被押送刑场枪毙了。但林彪听从阎锡山的抗日军令打平型关伏击战，彭德怀组织百团战役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毛泽东就恶气汹涌地骂娘，痛恨这两个将军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血性和气节。由于不顾同胞死活，毛泽东就能够将马列辩证法的“矛盾律”斗争法则用于统一战线、武装叛乱和党内整肃。通过整风运动、反右文革，从延安地区到大陆全国，文人、党官都被迫说谎和骂人，战天斗地做坏事。彭德怀、林彪早期的报国善心就这样质变为叛乱邪念，自我被扼杀。
蒋中正为娶宋美龄成了基督徒，信上帝和基督，能使他认清中共所谓革命是违法暴乱。但中国人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却不是每日的祈祷升华出的。成为基督徒之前，蒋就已是一个思想成熟的成年人了。跟孙中山相比，蒋熟读儒家经典，能时时警觉出中共的邪恶，并能当机立断地整理党务、清党、剿匪、戡乱。没有散漫和疏漏。蒋公1955年就清楚地指出：“共匪是兽性的，亦是奴性的，而绝无人性的”，以“扩大矛盾”、“制造否定”、“加速突变”等诡诈方式制造了赤祸，“致使我整个大陆为其窃据”。如此认识今日都还不多。
将历史人物的生命视为电视剧似的几部曲，湘人曾国藩维护儒家礼教一生走完，得溢“文正”，转生浙江成了蒋中正（字“介石”），继续统军清剿匪帮。蒋中正是民国时代真正的中国军人，特立独行却没有“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戎马一生为维护中国人如果没有就会灭种的“忠孝廉耻”的仁义品格；更有道家的睿智：西方哲学论辩中国太极哲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过程由正到反。蒋公学黑格尔哲学纯属公务后的业余兴趣，却比贺麟、朱光潜等民国学者更懂黑格尔。
贺麟主要是翻译黑格尔的哲学，朱光潜侧重黑格尔的美学，却都没有蒋中正的睿智。蒋通过业余时间阅读贺麟的翻译作品，跟马克思的思想相比较后，1955年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内容和原理，“无非是导人于穷理致知、求真求善”，而“马克斯背天逆理、贼仁害义的唯物思想，乃是完全与他背道而驰的。”生物学说人类始祖是猿猴，贺麟最初并不认可，认可的是“人是万物之灵”，可1950年代却诛了自己的心。朱光潜1983年还在香港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朱、贺不辨善恶拒绝去台湾而留在大陆，都被中共暴力土改吓坏，被唯物辩证法换了心。
蒋公有善恶、正邪的观念，故而非常清醒：学习黑格尔辩证逻辑可以对付共匪，学习唯物辩证法却“很危险的”，会陷入唯物论的诡辩，成为中国战国时代告子似的“以义为外”、“戕贼人性”之蟊贼。离弃民国的文人被不幸言中：几乎都放弃了科学和民主的往日诉求。抗战时期，朱光潜代理川大校长，1938年主持全校教师罢教，反对政府在川大文学院派遣院长，理由是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中共在大学强建党委，强封学者的嘴，他带头批判胡适和梁漱溟。
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不辨正邪，做人难有正气。在中华民国民权得到法律和礼法双重保障时，贺麟倡导新心学，认为“心”是人的根本，人“不可离心而言物”，以此演绎出他的“新心学”体系，尝试复兴儒家心学，以仁义良知遏制私情、修缮人际关系。这种“打扫孔家店”的做法比“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愤青做法理智可行，他也由此成为知名教授。中共来了，考验民国顺境下的教授是否言行一致。凡是放弃儒学主张的，说白了，是怕贫穷受苦、恋教授特权，畏惧批斗。这些人对不起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也对不起天赋的知识。
《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系统论述共产党的本质和党文化邪术前，明辨黑格尔的理念辩证法是正、马克思的物质辩证法是邪的人凤毛麟角。依照儒教理学传统，类似欧洲（基督）新教传统，民国学者、教授总体上在国共党争的政治是非面前，秉承良知，抗战之后理应支持蒋公对共匪的戡乱政策，却因现代西学不辨正邪的影响而以怨报德，感情用事地舍近求远，选择相信中共土改为民、民主整风等谎言，被各种运动逼迫撒谎骂人，学辩证唯物论自我洗脑，扼杀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