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来驱使，而且自1992年之后，中国逐渐确立了面向外部市场，扩大内部产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这一增长模式得到了大爆发，2001-2007年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0.8%，中国GDP在2001年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到2007年已经扩大至26.6万亿，期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于GDP10.8%平均增速拉动分别为5.2%、4.4%和1.2%，特别是2005-2007的三年间，净出口对于GDP的拉动因素分别为2.6%、2%和2.5%。因此，中国经济的表现，依然是此前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模式的延续——内部高储蓄率下，通过外部需求的吸纳，来扩大内部的产能，从而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都是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危机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在这个一般意义之下，中国的经济实践又形成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
本世纪以来，伴随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快速显现，相应的城镇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员向非农领域转移，以满足外部市场对于内部加工行业劳动力的需求，在这样的两个相互衔接的经济驱动之下，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这一阶段特有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房地产和汽车，2000年，这三者占GDP的比重，合计仅为10%左右，而到了2007年，三者的比重已经升至了23%，2011年，虽然净出口的比重已经回落至2%，但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25%，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四分之一来自于这三驾马车。配合中国特有的三驾马车驱动模式，中国经济在资源配置上则出现特有的“三低”局面：低资金成本、低劳动力成本和低环境成本。
笔者简单总结了2008年次贷危机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中国是以工业化、城镇化带动下，不断扩大产能为经济增长主线的，因此，该时期中国经济的调控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持续扩大总供给展开的；其二，围绕上述主线，在资源配置上，除了人口红利之下规律性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之外，人为的压低资金成本和环境成本，以求产业部门的利润得到保证，进而实现就业和产能扩张的经济目的；其三，在外部需求作为主要需求端的经济逻辑下，人为的形成了居民经济福利向企业让渡，非贸易部门经济福利向贸易部门让渡、自由竞争领域向政府主导下垄断领域让渡的局面。
此次危机爆发以来，在外部的市场、交易对手、政策环境均产生巨变的冲击下，上述中国经济增长逻辑中的诸多要素均发生了变化。
三驾马车在内外因素推动下已经集体熄火：2000-2011年，房地产投资和汽车产量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5%和22%，当前这两驾马车的增速已经回落至18.5Z%和6.2%；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即2011年回落至2.8%之后，今年1季度已经回落至1.5%附近，可见在外部需求的回落和内部调控的施压（限贷、限购、限牌照）下，已经让三驾马车集体熄火。
经济成本的“三低”局面已经结束：伴随未来中国通胀中枢的提升、居民对于货币实际购买力的要求、对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保护以及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过去人为压低资金成本的环境已经很难维持；劳动力成本伴随人口红利的结束以及未来老龄化的压力，劳动力逐渐涨价的趋势已经形成（此前“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就是矛盾的极端表现）；环境成本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宏观层还是微观层，对于环境保护的诉求已经十分明确，因此各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还将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的筹码了（“什邡事件”就是最新的实例）。
在上述双重变化之下，实际上就像日、韩、亚洲四小龙一样，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即旧增长驱动力不足，同时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形成。在这段时期，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福利，均很难有出色表现，而如何缩短这一盘整期，路径无非有二：其一是加杠杆，依靠外力拉动经济；其二则是通过体制的改革，盘活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例如如何调动民间资本的活力，显然这两条路，一个属于短平快，但不持续；一个则是需要耐心和毅力，但一旦成功，经济运行就会相对平坦，未来中国经济究竟选择何种路径，现在尚未可知，因为政府在实际政治利益驱动下，不一定会如理论分析那样来决策，但中国经济即将出现的盘整期，已然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