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说刘少奇是老反革命
我回到家里，娴十分高兴，两个孩子放了暑假都在家里。当晚全家吃了一顿团圆饭，但娴很担心。江青现在已经握了实权，我明白她为我和全家的安危发愁。但她似乎心里还有别的烦恼。
夜里娴轻轻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田家英已经自杀死了。”
我吃了一惊。田家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自从公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以后，我为我自己担心，有时也想到田今后的日子会不好受。
长期以来，田与陈伯达及江青积怨甚深，互相攻击，相持不下。田家英对大跃进很反感，自毛一九五九年批斗彭德怀后，田几乎已被排挤出中央政治核心。我知道他会被斗，但没有到他这么快就死了。十年文革中，田家英是我的熟人里，第一个走上死亡这条道路的。
我说：“我在外面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呢？谁都没有告诉我。”
娴告诉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田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了。
娴说：“这次叫你先回来，可能看看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劝你心肠放宽，遇到再在的困难，也不要采取田家英的办法。我们全家只有四个人，你要是自杀，我们就全完了。”
共产党员是不准自杀的。自杀是叛党行为，自杀者的家人往后也会被戴上叛党分子家属的帽子，抬不起头来。如果我自杀，娴会被开除，送去劳改，儿子们也会被下放。娴又说：“你一倒，可就完了。”
我说：“我不会自杀，真到斗我的那一天，你立刻同我离婚，这样可以保住你和两个孩子。”
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随着文化革命的开展，被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家破人亡。用离婚的办法躲不过去。
娴说得对，毛叫我先回北京就是要看看我的态度。
第二天我立刻去找汪东兴。我将毛的话告诉了汪。汪说，陶铸要第二天才由广州到北京。汪约我次日与他一起去接陶铸，又要我同他一起到中南海的西楼去看看给陶布置的住室。
到飞机场接陶后，在去中南海的车上，我将毛的话告诉陶。陶说话痛快：“明天我叫中央文革小组派个人，同你一起去大学里看看。”
我心里直发虚，谁知道中央文革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不能搅进去。
这时汪东兴说：“主席是叫他找你，没有让他找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不找的好。”
陶点点头说：“现在我主管中央宣传部，卫生部属中宣部管，你可以去找钱信忠，去看看医学院。我叫中宣部派一个人同你一起去好了。”
当时中国医科大学（前北京协和医学院）已经闹得无法控制。整个学校喧腾混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我，和中宣部一位徐同志一到学校便引起骚动。学生已罢课，教学大楼内贴满大字报。其中的一张大字报指出钱信忠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其中提出，钱信忠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军医，一九三四年在安徽大别山地区被共军俘虏，加入共产党。共党在过去很欢迎国民党的“投诚者”。
我看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禁吓了一跳，这种“揭露”，完全是人身攻击。
而这种攻击使对方无法解释，只能被打倒。由此我想到我自己。如果我陷入到里面，被“揭露”，被攻击，就不堪设想了。
走进礼堂，学生们已经坐满了。大家喊口号，情绪沸腾。我默默坐在后面座位，钱走上讲台。学生们开始向台上的人叫骂，提出尖锐的问题。我全身颤抖地离开会场，决定不再参加这类会了。万一我被斗，被揭发所有的过去（我父亲的国民党史，娴是地主的女儿），我就完了。我向汪东兴说明我的想法。汪说，先休息一下也好，等过几天再看看。
七月十八日毛由武汉回到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毛叫我到他的菊香书屋。他对我说：“明天你同李讷一同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和同学们谈谈，看看他们是不是反革命。”
毛在杭州和武汉养精蓄锐时，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在北京的各大学里派了工作组。但毛怀疑工作组不但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我说：“李讷原来是历史系的。好多人认识她，我们去了，岂不让大家联想到你。”
毛说：“那有什么关系，联想一下也好。你们可要支持学生。”
第二天我们到了北京大学。李讷找到了她认识的同学和老师。大家围坐在学生宿舍里议论。议论中，我很少说话，都是李讷同他们交谈。校长陆平是他们的主要议论对象。
他们说，打倒校党委以后，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校党委的位置，继续镇压学生，将学生打成反革命。
听完学生的议论后，我们在北大里绕了一圈，大字报太多，也来不及看。有几处演讲台，围着很多人，有的在台上辩论。
我对这些毫无兴趣。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发生在高层领导内部。有任何分歧，应由他们自行解决，凭什么要将问题推到学生间呢？
但毛并不作此想。毛与领导内部意见分歧其来有自，早在一九五六年，毛就发现党内整风也起不了多大用处。他动员知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反而倒戈相向。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知识分子竟敢质疑起社会主义，还将批评的矛头纷纷指向毛。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决定越过党官僚的重重关卡，直接鼓动这些崇拜他的年轻人起来造反。
我不禁想到，我离开武汉前，毛同我说的一些话。他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回到中南海，将所见所闻告诉了毛。毛的神态似乎洞察一切，成竹在胸。他并没有仔细听情况。我总感觉，毛叫我去北京大学，并不是为了了解情况，向他汇报，而是通过此行，让我接受“群众教育”，测量我对文化革命抱什么态度。他最后问我一句话，说：“将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不对？”
我说：“自然不对。哪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反革命？”
毛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
我于是通过毛给我的第一个考验。
毛回北京后，越来越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万人礼堂里坐着来自各学校的学生“积极分子”，包括前一段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会上首先公布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刘少奇和邓小平因在毛离京期间在各学校分派了工作组，而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不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随侍在一旁，毛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
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我听到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毛本来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是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
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闪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三天后，八月一日，毛给清华大学附中一位学生写了一封信。附中几位学生在五月组成了一个造反组织，自称为“红卫兵”。毛对反动派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倡导“造反有理”。毛的话在学生刊物上争相转载，立刻激励了中国各地的年轻子弟。
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中学大学成立起来。
为了支持校区的大字报运动，毛也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立即发布。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号召全中国年轻人扩大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学生的革命和造反，是由毛支持着。
毛八月十日在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接待站会见群众。而后毛于一九六六年秋季，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每次都有我陪同。有两次毛是乘吉普车巡行检阅。林彪也在，看来神经衰弱全好了。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次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
我这时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刘少奇及邓小平深为不满，现在毛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刘、邓两人即将垮台。但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仍是混沌不明。
毛私底下和我及其他少数人说刘是“反革命”。但是在语言上却另有一套。例如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这些话，好像不同派别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宽恕了刘少奇。有些人误信了他的这番语言，成了文化革命运动中的绊脚石，成了保刘少奇的“保后皇派”，因之也就被打倒，被斗。
“冰封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多年后，毛才一一击溃他所有的敌人－－有些还是解放前结下的梁子。为了最终的胜利，毛不惜将全中国卷入一片混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