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第55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
仁怀学者徐文仲告诉我：茅台民间有个谚语叫“端午踩曲，重阳下沙”，这个谚语，把酿酒的过程说清楚了。曲，以麦子为原料的菌母，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下沙，过去都是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以后分期提取与麦曲混匀后酿酒。故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目：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179-185页;《县志》第50-51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564、565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参见《县志》第579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554-555页、291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552—553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版，第185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页)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10月，全县缺衣户4902户、缺被子2463户、缺房子1303户、缺粮食19124户、缺钱买粮4587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页;《金沙县志》第23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页、87页、59页)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参见“酒厂志”第138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