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孩童（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一、 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大浩劫开始于1958年
承前启后的1958年是承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启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之后，毛泽东开始制造大饥荒的关键之年。
1958年在中共党史中是党内高层尖锐、激烈、复杂政治斗争的一年，但是在官方党史、国史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年的政治斗争，只着重描述了荒唐的大跃进。实际上，毛泽东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春天的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和秋天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发动了高层的的反右倾斗争，批判了党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和刘少奇，军队的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肖克、宋时轮上将,以及地方上的潘复生等一批省委书记。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正式推翻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质的决议，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因此，1958年是承先启后的一年，继承了1957年社会反右派斗争的运动气势，主要斗争矛头的指向由广大知识分子转向党内高级干部，并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为把全党全国领向大饥荒的地狱之路打开了黑暗的大门。
冯客教授打破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大饥荒”的定见，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大饥荒”实质上应看作从1958年至1962年历时5年的中国浩劫史，将造成大浩劫的开始年度定位于1958年。我认为，冯客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符合史实的科学结论。对此，我做一点补充论述。
二、毛泽东在1958年进行反右倾斗争之后，迅速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逼使农民走上大饥荒之路
1、1958年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首先向周恩来开刀，在最高层发动反右倾斗争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十位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矛头直指周恩来，逼使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的要求。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发动了最高领导层的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发言中针对周恩来提出过“反冒进”的口号进行驳斥：“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认为十个指头，只是一个长了包。“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并且，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的政治联系起来上纲批判：“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毛泽东还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使用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公开赞扬柯庆施1958年初在上海市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认为“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过，是不多了。”1月16日在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文章，当众出周恩来的洋相，他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在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了群众。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在3月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冒进则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要和冒进对起来，反对慢的路线。”他还强调，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毛泽东还提出，要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不给反对者提供口实。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点出快是总路线的灵魂。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大冒进、大跃进成了全党必须执行、遵守、贯彻的总路线。
反冒进的周恩来被毛泽东狠批以后，只有不断地违心地和逐渐驯服、顺从地做检讨，改变过去还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1956年6月起，周恩来压缩过高的预算和计划指标，提出“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建设方针，对于毛泽东坚持增加预算的意见，周恩来亲自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就离开了北京。（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1958年毛泽东终于对周恩来的反冒进口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上纲到“非马克思主义路线”，“右派差不多的边缘”，被柯庆施的文章压倒了，明确表态“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不断检讨中，还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要求。虽然，邓小平主持的会议，未同意周恩来辞职的报告，未上报。但是，从1958年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政治性警告以后，周恩来再不敢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只能成为毛泽东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善于体会、理解毛泽东内心意图，并加以具体贯彻落实、实施的“大丫头”（李锐的评语）。
这样，1958年毛泽东用政治批判压服了、降服了周恩来，整个国务院系统，就成了毛泽东具体推行大冒进——大跃进的执行机构。党的系统，原来刘少奇支持和同意周恩来反冒进口号，到八届二次会上做工作报告，也跟着毛泽东的调子批判反冒进，认为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农业发展、生产建设。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的党的系统变成了毛泽东大跃进的指挥部。因此，1958年毛泽东通过几次会议，收降了反冒进的周恩来，并使周恩来及国务院各部委站到大跃进的第一线，不断提出具体的各方面的高指标。因此，1958年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批倒了周恩来，将反冒进的领军人物改造为大跃进的带头人物，这就为全国的大饥荒准备好了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条件。
2、1958年毛泽东从组织上将一批左派调入政治局和省委，批判、整肃一批省级干部，打下执行极左路线的组织基础
1958年为了推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极左路线，他在中共中央及省级干部队伍构成中进行了重要调整，以反右倾保守主义的名义，批判、整肃、打倒了一批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在许多省打出了“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同时将一些跟风趋势的极左派调入中央或担任省级领导。这样，毛泽东在1958年已经为大饥荒打下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基本干部队伍，以贯彻落实他的极左政策。
1958年5月毛泽东首先把带头支持农业合作化、提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右倾的”极左派柯庆施，从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书记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另一位老左派，中央西南局兼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成为政治局委员。接替被毛泽东批判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谭震林掌握农口实权。打入冷宫、赋闲养病的康生，也重新复出，插手文教战线。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也担任国家计委、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要职，为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极左文件进行起草工作，把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和浪漫的诗歌式语录转变为正式的、规范的可以操作的政策，成为形成大浩劫的重要文件与法规、章程。
同时，毛泽东支持各省左派造反，进行反右倾斗争，不断揪出反党集团，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未经省委讨论就公开指名攻击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竟然拍手支持。毛泽东的反右倾、大跃进的副帅邓小平奉命到地方点火反右倾，1958年1月邓小平说，甘肃对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梁大均的斗争不能含糊。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很快就宣布省委内部揭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从1958年到1960年，甘肃19万人挨批，4万干部被开除出党。包括多名省级干部。浙江省长沙文汉、安徽张凯帆副省长、云南组织部郑敦、河北副省长胡开明以及广东、内蒙古、新疆、青海、辽中等省的一部分领导人，都在1958年落马。这样，毛泽东从组织上、高级干部结构上完成了大跃进的布署。
3、1958年毛泽东在军队高层批判刘伯承、叶剑英军事教条主义 ，并剥夺了粟裕、肖克、 宋时轮的军权，获得军队对毛泽东及大跃进极左路线的坚定支持、绝对效忠地保驾护航。
1958年毛泽东在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在军队高层发动了一场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矛头直指刘伯承和叶剑英元帅。迫使刘伯承这位在革命中屡建战功，建国后主动放弃西南军政大权，投身南京军事学院建设 ，为培养高级军事干部默默奉献的老实人、独眼战将，抱病到军委大会上作检讨。不仅批判了刘伯承、叶剑英，还牵连了军委军事总监训练部的多位领导人。著名的战将肖克、粟裕、宋时轮等人的实际军权被剥夺。1984年批判、整肃、清算刘伯承等军内高级干部的斗争，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保证了军队任何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及他的路线、思想、讲话的绝对服从，真正做到极左派柯庆施的名言“对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对毛泽东思想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雷锋讲过“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决心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毛泽东就热情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就能使毛泽东掌握整个解放军，调动任何一支小部队、发出任何一个重要文件，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可以放心大胆、高枕无忧地为所欲为，发动大跃进，制造大浩劫，因为有可靠的绝对忠诚于毛本人的解放军保驾护航。因此，1958年具体领导批判刘伯承军事教条主义的彭德怀，一年以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遭到毛泽东批判，被抛出来时，高级军官们又一边倒向毛泽东，狠批彭德怀。在1959年负责彭德怀专案组的是贺龙元帅，在1966年毛泽东又抛出贺龙，说他是大土匪、叛徒、制造“二月兵变”，高级军事干部又一边倒地按照毛泽东的号召狠批贺龙。这都证明，1958年毛泽东在军内的斗批刘伯承的策略，在军队内部是极有成效的，毛泽东得到了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有军队的保驾护航的保证和臣服，毛泽东大胆地无所顾忌地开展了大跃进，加速启动了大浩劫。
4、1958年毛泽东在制度建设上完成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开始实行毛泽东的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共产主义，大浩劫启动了。
1958年毛泽东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及军队内部开展了高层反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夺取了党内路线斗争的领导权、话语权和最终决定权，从周恩来到刘伯承都对毛泽东绝对服从，于是毛泽东更为武断地推进人民公社制度的建设 ，不到几个月，全国农村90%实现人民公社化，驱赶农民走进大饥荒的绝境。
对中国基本矛盾的判断，1958年的八届二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总路线，实际上肯定了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观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及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决议中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毛泽东这种极左理论，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则。但是，根据毛泽东1958年对陈伯达、吴芝圃在河南的人民公社试点所作出的判断：“人民公社好！”，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 建立农村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甚至还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头脑发热到极点的毛泽东不仅发誓要更快地在经济上超英赶美，而且还想在政治上比苏联更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成为世界伟人，重建中华帝国，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1958年几个月中就实现了全国人民公社化。对于毛泽东疯狂的大跃进，即使看清了这是伟大的空话，多数人还不敢戳穿，都采取周恩来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态度。个别敢学海瑞的高级干部，彭德怀、张闻天遭到了悲惨的下场，教训了所有的干部，左比右保险。即使如此，还有350万干部讲了真话，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在毛泽东威逼的淫威下，具有个人迷信思想和顾全党的团结、大局为重思想的党的各级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被迫或自愿地努力贯彻建立人民公社的党的方针，领导全国农民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陷阱中去。
人为制造的大饥荒的罪责，毛泽东是主要的责任人。试举一例。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发动了全民炼钢运动，工业以钢为纲，1958年一年中钢产量要由535万吨翻番到1070万吨。由于洋法炼钢不可能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全国又发动土法炼钢，农民砍树砸锅炼出烧结铁，滥竽充数。据李友九向石山讲过，1958年秋李友九随同谭震林见过毛泽东，反映农村劳动力过多地投入大炼钢铁运动，粮食可能会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毛泽东的回答是：“烂就让它烂吧！”由此看来大饥荒确确实实是人祸，而不是天灾，真是毛泽东及其帮凶们制造的大浩劫。一方面毛泽东号召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是张鲁五斗米道一样的共产主义，放开肚皮吃，支持大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一方面又不让收回地里的粮食，会让烂在地里。这样，出现饿死人、人相食的悲剧就是必然出现的结局，编剧、导演就是毛泽东。
总之，1958年是毛泽东制造的中国大饥荒这场大浩劫开始之年。
（原标题：1958年党内高层反右倾斗争打开了大饥荒大浩劫的地狱之门）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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