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逃离金边吐斯廉监狱时留下的一个被鲜血浸染的床垫。
在几个月令人震撼的当庭作证之后，柬埔寨的一个战争罪法庭遇到了资金困难，该法庭正对红色高棉 (Khmer Rouge)前高级领导人乔森潘(Khieu Samphan)、农谢(Nuon Chea)和英萨利(Ieng Sary)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
如果国际社会让这场历史性的审判在中途陷入困境，妨碍为在1975年至1979年波尔布特(Pol Pot)统治下被害的约170万柬埔寨人伸张正义，那将是不可想像的。
幸存者没有忘掉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共有15万柬埔寨人来到金边的法庭旁听审判，这个数字令人震惊，超过了史上其他所有战争罪法庭旁听者人数之和。
这个法庭就是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柬埔寨法庭，其中有部分外国法官、调查官和行政管理人员，该法庭受国际法原则的指引，并按照与联合国签订的条约进行管理。
这个柬埔寨法庭从2006年起开始运行，传统上给予支持的各国政府近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包括经济衰退、欧债危机，而对其中最大的捐赠者日本来说，首要任务是在遭遇2011年的海啸之后进行灾后重建。
然而，10年前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坚持决定将自愿捐款作为这个柬埔寨法庭的资金来源。许多关键国家的政府支持这项计划，各方明确期望它们将拿出充足的资金支持。
如果没有经济问题的困扰，这个法庭就能以更强的独立性履行国际正义的使命，更好地开展工作。法官、检察官、调查官和辩护律师应当能够放手开展各自的重要工作，而不应该受到“捐赠者疲劳”压力的影响。只有在充足资金让法庭各部门能够高效率行使职能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法庭在正当法律程序方面必须达到的国际标准。
由于联合国在7月份因资金紧张而不得不停止聘用工作人员，主要职务的空缺不断增加，减缓了调查和审判工作。这使法庭观察人士提高了批评音量，他们要求更高水准的表现和快速的审判。
在与多个国家的政府交谈之后，我的感觉是，他们的“捐赠者疲劳”并不仅仅源自国内的财政困难，还因为他们很难让财政部和议会年复一年地关注和支持在遥远国度（比如柬埔寨）缓慢进行的审判。
同样没有帮助的是，柬埔寨政府给一些人留下了干涉法庭工作的印象，这个问题确实需要随时保持警惕，但如果这个柬埔寨法庭具备充足、长期的资金支持，它就会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免受外来影响。
有几个国家已承诺为该法庭再提供两个月的资金，这是个好消息。但至少还需要筹集400万美元，才能解决11月和12月的花费。（柬埔寨政府在预算中承担一小部分，这部分已藉助外国援助得到解决。）接下来就要（马上）担心2013年。
这绝不是资助一个重大战争罪法庭的理想方式；这个法庭肩负着历史使命，在事隔多年后终于开始追究20世纪最严重屠杀无辜平民事件之一的责任。由各国 政府自愿资助战争罪法庭，往最好的方向说也只是一种投机性的冒险，而且要依赖那么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以至于随着岁月流转，最初的目标有时会被忘却。
一个法庭一旦被赋予使命，并由联合国组织成立，那它就应该具备自己的生命力。该法庭将带来各种政治和道德责任，推动各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而为，使法庭能够作为独立和公正的司法机构持续履行职能。
此类责任包括达到成员国为完成使命而在联合国授权下制定的国际标准。让这样一个法庭因为缺乏资金而陷入困境，是对国际刑事法庭在近20年里逐步形成的“没有免罚”原则的公然挑战。
这样的结果将向那些国际犯罪的潜在罪犯发出完全错误的信息。
各大战争罪法庭（覆盖巴尔干半岛、卢旺达、塞拉利昂、柬埔寨，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正在调查的7个国家的暴行）一直以来受到批评，理由是相对于外人眼中的寥寥几个被告（被控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性质极其恶劣的国内犯罪），它们的运行成本过高。
然而，考虑到所涉犯罪的严重性，以及年度预算覆盖相关司法项目的全部费用（大规模调查、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法院设施和员工、证人费用、受害人权利以及教育宣传活动）这一事实，与各国为普通犯罪编列的调查和司法预算相比，这些法庭的成本相当低。
目前，最严峻的挑战是维持各国政府对上述柬埔寨法庭的支持。当代版本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或许也能帮助筹措资金。1903年，卡内基捐赠15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500万美元）在海牙修建和平宫(Peace Palace)，在那里，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和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至今仍在解决和裁决法律纠纷。这样的遗产值得投资，在今天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