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1年，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类人。
学龄前我就会反击父母：“不是你们养活我，是毛主席给我吃的饭！”
上小学时，我这个从未受过地主、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小学生却对地主、资本家刻骨仇恨。尽管贫农出生的祖父、父亲说地主、资本家遵纪又守法，勤劳又节俭，父母还悄悄地在家热情款待地主，并接济点粮食给他们；但这种身传言教也没能抵消学校洗脑的影响，我还是顽固地认为全世界的地主、资本家（除了我们村、我们乡的）都是像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那样坏。
上中学时，我最恨的是走资派、美帝国主义。
上大学时，我最拥护的改革开放。
在劳改农场时，我最羡慕的是牛，牛不会遭电警棍电击，身上挨的鞭抽也远比我们劳改犯少；农忙时牛吃的是精饲料，劳改犯仍吃粗饲料。
当十来根电警棍电满我全身时，我这个花岗岩脑袋被电得嗤嗤冒火星，生不如死的我才仿佛认识这个“文明社会”。
当我看到我们全村村民被赶出村宅，由权贵来占据风水宝地时，我家被抢光光时，我看到了“三个代表”。
当我上访被警察及政府雇用的打手暴打时，我看到了“和谐社会”。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人的缩影。
我由衷地敬佩香港公民的智慧，拒绝“洗脑”才不会重演我们这代人的悲剧。
上海冤民 俞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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