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上一篇博文“中共十八大上的300军方代表”，罗列了今年十八大上军方代表的鼎盛阵容，军委办公厅系统、总参、总装的部门主管几乎悉数当选，其余多为总政、大军区、军兵种司令、政委等军中实权派。
这么多军中实力人物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到底意味着是中共宣称的“在组织上始终牢牢掌握着对这支军队的控制权”，还是说明军方势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强？这还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作者“榴炮三连”的身份是凤凰台的记者，当然认为是党牢牢控制着军队。但他也不忘记列举历史上军队影响较大的几个时期：
“军队在党内所占之比重，以中共建政前的40年代中期为最高，中共七大选举军中产生171名党代表，占总代表31.3%。以中苏关系紧张为背景的中共九大中，军队代表人数上升至422名，占总代表27.9%，此后历届党代会呈下降趋势，逐步稳定在一个十位数的固定值区间。”十七大党代表共2,217名，军方代表为296名；今年十八大党代表共有2,270名，军队代表为300名。从占比来看，都在13%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军方党代表的身份及今后中央委员人选与政治局人选。
今年中国政治形势非常特殊，据说前一向涉入薄案被调查的军队高官刘源、张海阳、朱和平都成为十八大的军方党代表，这三人当中，只有刘源是十七大军方党代表，张海阳（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与朱和平（朱德之孙）都是本届新晋成员。已经明确身份的出身于红色家庭的军方代表还有几名：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上将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第42集团军军长尤海涛少将是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上将之子。
近几年以来，军方人物常就外交、军事乃至政事发言已是常态。今年薄熙来案发之后，军队事实上已经卷入了中国的上层权力斗争。这至少有两方面信息可以佐证，一是薄熙来与军队的关系，《华尔街日报》曾搜集各种资料，于2012年5月27日发表了一篇《薄熙来案背后的军方因素》，其中提到了两位与薄熙来关系密切的军中太子党成员，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和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两人均是上将军衔）。二是中国解放军报频频发表文章，要求军队忠于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解放军报》8月1日发表的社论更是出语惊人：“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按照中共统治期间的读报方法，这篇社论的真实意思是说，有人曾想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鉴于军队对中国政治及外交干预力度日强，中国会不会从军人干政走向军政府，应该成为考察中国政治动向的一个维度。中国现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源于最初的军事管制（典型是辽沈战役后在辽宁实行的军管），二者之间始终连着一条脐带；加上中共至今仍然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行动纲领，从目前这种党政军合一体制过渡到军政府的通道始终半开半合。“文革”时期，毛泽东曾在全国实行“三支两军”（1967年1月23日-1972年8月），即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这种“三支两军”事实上就是军管。据记载，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中共相信，每当物价飞涨、物质供给陷入混乱、政府面临难以纾解的财政困难，用军事管制的方法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中共这种历史记忆既来自于自身的发展史，也来自于中国近代史的经验。自清末以来，百年动荡，弱肉强食，“太平天国”以后，中央体系崩溃，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渐渐演化为真理，军事割据兴起。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政客、党人、士绅、知识者、商人、买办、帮会、农民等各种势力，都必须和军阀打交道。所谓“共和”政府不能依靠宪政运作，只能藉助武力维持。
必须说清楚的一点是：中国从1910年代后进入的军阀统治时期，与中共一党实施的军事管制不同。民国时期的军阀们治理地方，往往联合受过教育、曾有过功名、在当地有经济实力甚至获得官衔的士绅们共同执政，即“军”与“绅”共治天下。这种军绅政权形态虽然混乱，但却不是“专政”。简言之，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除了统治者与民众之外，还有“社会”，即各种民间自治组织以及新闻自由，社会活动空间远比中共统治宽松。
中共政权脱胎于当年在延安的军事政权，以独裁专制为特点。后来学习苏联，完成了从军政权到党国的转型，形成了一党垄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包括管理宗教）的党国政治。但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清楚知道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打天下”，因此也只有依军事力量与专制机器才能“坐天下”。此种信念也渗透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历次高层内斗中，胜利者往往凭藉军队的支持夺取权力（如1976年“打倒四人帮”）。因此，中共最高领导兼军委主席一职成为定制，最高领袖检阅部队是其宣示其对军队控制力的重要仪式。特别是在内部不稳定时，最高领导层更是常常要求军队表态向领袖效忠，以示自己对军队的掌控力，例如今年胡锦涛便反覆要求军队将领表态拥胡。
军人上台宣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通常藉口是清除腐败，中国政府及党务系统的腐败非常严重。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过程中对军队的依重，已经超过了改革以来的几次权力交接。习近平最近的“消失”与中国当局对其“消失”的支吾其辞，更让人觉得十八大权力交接面临种种变数。再结合十八大军方代表的名单中的红色家庭第二代人选增多这一特点考虑，对于中国重现军人干政的担忧，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