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在谈及1958年的“大跃进”时，都无不感到荒谬。荒谬的是，当时那么多的大学者、大科学家都“相信”那么多的仅凭常识就可以识破的卫星谎言，居然都和毛泽东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成为谎言的机器和附庸。这是一个令后人不得不高度重视的现象。
如果说文化较低的普罗大众容易被谎言忽悠，甚至愿意为了党的事业制造谎言，那么为什么毛泽东的“大跃进”在具备科学常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也能畅行无阻，而且迎合毛泽东的节拍兴奋地舞蹈？答案只有一个：他们被反右斗争驯服了。
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目的是为了使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为驯服的工具。这个任务，进行到1957年年底大致上是完成了，可是对于另外90%没有打右派的人，毛泽东仍然心存疑虑，不相信他们做到口服心服。毛泽东认为其中不少人，仅仅只是没有被阳谋“引出”而已，因此要借反右运动的余威，使他们也成为驯民顺民臣民，服服贴贴。于是，毛泽东又有了锦囊妙计。这样他又设计出了一个“向党交心运动”。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象蒋介石那样，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要把心交给人。”到了3月，他想出了搞运动的老法子；在成都会议上，他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说：“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于是在其追随者的策划下，各民主党派中没有打右派的几位头头带头，召开“向党交”誓师大会。
沈钧儒
这个“向党交心”的运动轰轰烈烈，始于天安门广场。1958年3月16日，万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即向党交心誓师大会。3时，大会开始，沈钧儒致开会词。这位老态龙钟的老人说：“我们万众一心，在首都天安门前，向毛泽东主席、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最大的决心。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先后讲了话。他们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表示，决心做到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条心，把一切都交出来，贡献给可爱的祖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共产党。
会后，83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70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80岁的黄炎培、73岁的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队伍向东走，人们高举一个巨大的红布做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当“热爱党”比“热爱共产党”显得更亲切，却绝不会引起“热爱哪个党”的误会时，我们就知道，那些“民主党派”已经死去了。
李济深
李济深自己逃脱了右派帽子，对毛泽东感恩戴德、低首下心地表示，海枯石烂绝不动摇，要以效忠报答。他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全国人民乘风破浪向前跃进的舵手，是我们民主党派的灯塔。我们在今天的大会上，向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保证：我们永远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前进，永远作共产党的忠实助手；党所好者好之，党所恶者恶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一切力量。海枯石烂，任何风浪，此志绝不动摇。……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
虽然李济深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发表批判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的讲话，在天安门前表达对毛泽东永存忠心、绝不动摇的誓言，但是在夜深人静、仰卧在床的时候，他不会不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他慷慨激昂地批龙云、批黄绍竑、批陈铭枢，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盟友，他妄加给他们的那些罪状，他自己可能就不相信。李济深“反蒋、通共”几十年，在反右运动中有惊无险，被保过关。这是皇恩浩荡，还是统战策略，也许连他自己也分不清。
这是“民革”第一号领导人、中国民主党派第一号领导人的故事。
黄炎培
得到毛泽东赦免的黄炎培，在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上，也做了类似的表态。他说“我个人和今天到会的同志们的心情，真是热烈到了一百万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燃烧着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焰，我们是多么兴奋呀！”在这信誓旦旦的“热烈”、“兴奋”里，谁知道他心中强咽下的苦水？！
回顾历史，沈钧儒们的政治表演其实是毛泽东导演的一出滑稽剧。神化领袖，或说搞个人崇拜，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一个通病。既为了夺取政权，也为了巩固政权。中国大陆也不例外。大约从1940年代初开始，党内有些人基于各种原因，便一步步去神化毛泽东，对他的才力、人格作出超乎实际的溢美，甚至夸张与说谎。如此做法虽有眼前或短期功效，但后患无穷。毛泽东大半生的实践可作见证。《东方红》这支歌先在延安地区普遍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就是利用民俗语言去神化毛泽东。明眼人想一想就明了它隐含着歌颂者当时的政治企图和目的。先前介绍《东方红》出处，都说它是陕北有的农民“热爱”毛主席，自动编出歌词，有的民歌手再以当地民歌歌调唱出来。这些说词无非想告诉读者，陕北农民、广而大之是中国广大农民都是自觉自发地去信任、崇拜、拥护毛主席的。改革开放后，广东《羊城晚报》登了一篇短文，揭露《东方红》的真作者，原来是延安时代一个中共艺术干部在学习“文艺为政治服务”宗旨后创造出来。那么这之前公开的文字就都是谎言了。这，不过是封建时代野心家谋皇位打江山所造童谣、签语的拙劣翻版。
“毛主席万岁！”据说也是从延安喊起。后来神州大地响遍了“毛主席万岁！”的呼号声。人活到一百岁，至今还属“古稀”，何况万岁。而且两千多年来，它都是朝君主皇帝的专用欢呼，人民领袖毛泽东竟然千万次地亲耳去听，至死还未自觉到要明令将它禁止，自甘让此神话与谎言存世。
“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同上两句谎话不同，带点实，是实实在在地把毛泽东向神坛推进一步，也可以说对把他推向红色皇座起了关键作用。此话首创者刘少奇可真始料不及。它的要害是：一、把它列入中共党章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等于承认它成熟、正确且系统化，定为“一尊”地位，每个党员都得服膺；二、把它吹成是马列主义的发展，这就更加强了毛泽东控制党内党外思想之权。因他自个就把马列主义定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继承与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变成了“真理”。但中共90余年实践的检验证明，所谓毛泽东善于结合中国国情去运用几大方面的马列主义理论，根本不是真理，而是谬论。诸如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时代思想等……对6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弊大于利，祸大于福，不但害苦害死了广大民众，连这句话首倡者、时为国家主席理应受到“宪法”保护的刘少奇，也是被毛泽东活活整死了。把这个思想桂冠加给毛泽东、连带相关的铺天盖地而来的颂词，今天如果站在中国人民和民族国家立场去评论，可以说都是一派谎言。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谎言成为主宰人们生死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于是，“大跃进”时，当时那么多的大学者、大科学家才不得不都“相信”那么多的仅凭常识就可以识破的卫星谎言，居然都和毛泽东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成为谎言的机器和附庸。
于是，在那个“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的年月里，各种各样的“奇迹”不断被创造出来，编造了一部新的“天方夜谭”。尤其可笑的是，当“国际先进水平”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教育、科学领域的大跃进”也被发动起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