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进入沈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建立满洲傀儡政权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左右，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在奉天（现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后，沈阳城及东大营驻军亦是不战而退，被日军顺利占领。
至9月19日，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20日，长春沦陷；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整个东三省全部沦陷。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国家元首，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东北局势及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指责蒋介石迟迟不抗日，致使整个东北沦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对外采访时的言论与《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人们才方知中共的指责只是为了利用民众的爱国情操反蒋，让国民政府与日本军打仗，两败俱伤，而中共却从中获渔翁之利。
1904年2月6日，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当时的满洲地区，在中国本土爆发了日俄战争，而清朝政府被逼迫宣布中立，最后日本取得战争胜利。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对南满（中国东北南部）的控制，关东州租借地（旅顺、大连）以及东清铁路长春以南段（后来的南满铁路）均由日本控制，“关东军”在内满洲开始驻扎。
为扩大利益，日本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初期张作霖为获得日本人贷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线。后来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1928年6月4日5时20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途经南满铁路皇姑屯一段时，被日本人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于当日上午9时30分死亡。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
此后，日军不断进行挑衅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发动不同规模的冲突，进而获得新的资源特权和赔款。其中如1928年5月3日发生的“五三惨案”；1929年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及同年9月发生的中村事件。
据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录中说：“遇到这种事，我们就尽量低调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了后来我就下命令让士兵一律不要理会日本人的挑衅。”
张学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
对于张学良为什么要在“九一八”事件中不进行抵抗的问题，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不抵抗的指令是我下的，与蒋介石无关。”
替张学良晚年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在记录张学良自述历史的谈话记中显示，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在纪要中，张学良说：“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中共利用国难进一步壮大
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政府对内面临着内部军阀各自为政、共匪的捣乱，对外面临着日本军的侵略，可以说国民党政府处于外忧内患之际。而中共却利用国民政府在前线抗战，无暇顾及中共，大力发展自己的武装，大搞破坏。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提出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同时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该决议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
同年11月7日～20日，中共在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制造“两个中国”。不仅如此，还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是彻头彻脑地分裂国家的行径，而且客观上起到了直接的配合日本侵华的作用。
1932年1月28日，就在国军在前线抗战（淞沪抗战、即一二八事变）、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4月20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攻占漳州。
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
中共：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
辛灏年列举历史事实，“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已经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当日，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蒋介石的日记也很好证明在当时通讯设备有限的当时，蒋对九一八事变当晚并不知情。蒋19日中午得知消息，然而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已经下达了。沈阳在9月19日晨6时30分丢了，19日下午5时30分，长春也被日军占领。
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份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为了团结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政府，抵御倭寇，蒋介石在9月21日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蒋介石于南京市党部：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在蒋当月的日记中，多次提到“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最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广东政府改组，1931年12月15日，蒋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成立了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这就是史上的“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
在蒋第下野的期间，由于国民党内各军阀各怀为己之心，中央政府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却不给东北军以军事等的支援。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最后东北军退出锦州，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沿北四川路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遇到国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中国方面，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复出主理军事，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蒋介石再调正在江西围剿共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
国民革命军在政府支持下，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被迫全线撤退。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国军暂留现驻地，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蒋介石面对国内地方势力的不断叛变；中共趁九一八事变，于当年的11月7日在中华民国江西省瑞金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造“两个中国”，更趁一二八事变全国上下抵抗日本军阀侵华时，扩大湘赣粤闽“苏区”，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破坏抗日；国军当时装备落后与装备先进的日军显然没有作战的能力；因此从策略上，蒋介石一方面在国际联盟力促各国干预日本的威胁，另一方面尽其所能延后中国全面对日开战的时间表，以争取更多的备战时间。1932年6月14日，国民政府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式发表了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国策——攘外安内。
所谓攘外就是指对外以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任何以“扩张”名义，企图侵犯中国的国家，当时主要的是日本与苏联。所谓安内就是指对国内先求团结和稳定，使国家统一，进而讨伐意图分裂者。只有全国能一致对付侵略者，中国才能在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下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是血写的事实中共是墨写的谎言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说，918事变时，中国有什么军队？只有一些军阀割据，除了黄浦军听他的指挥外，其他军阀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队不受蒋指挥，直到1944年抗日快结束时，还是这个局面。
郭岱君指出，蒋介石的“安内”不是指中共，在1932～1933年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经过几次剿共，红军不到3万人；他以剿匪为掩护，藉“剿共”收复西南，而红军，只要再来一次围剿就可以剿灭了。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不能被党内人士和学生理解的痛苦。郭岱君说，满怀热情的年轻学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向日本宣战，国民党左派也认为他的抗日是假。蒋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反反复复记述了他对此的愤怒和羞耻。
自1931年至1945年，国军抗战死亡的师级以上将官有74人。而在与日军爆发战斗之后，国民革命军于美国对日宣战前的4年始终扮演独立对抗侵略者的角色，而且以伤亡320万的代价，让日本帝国的军队深陷在中国战场中动弹不得，让同盟国争取到了两年时间策划对太平洋战场的反攻行动，因而广受当年的欧美领袖还有盟军将领的肯定。
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说：“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我还要说的是，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
（本文略有删减）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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